人类的天性，从来就有两个方面，一面是性善、为公、清廉；而另一面则是性恶、自私、贪婪。

　　不论古今，为官者既要有威信、威望，又要有威严、威仪。但为官者“威”自何来？是来自为公、清廉还是自私、贪婪，是靠施仁政还是靠颐指气使、耀武扬威？答案只能是前者。

　　宋人笔记《墨客挥犀》中说：包拯任知府，众吏近前请讳。包拯问：“什么是讳？”吏回禀：“大人祖先之名，我们说话应当避开的，这就是讳。”包拯瞪着两只发怒的眼睛：“我没有什么讳，只讳吏人有贪赃污名之辈！”众吏战战兢兢地退了下去。

　　包拯之“威”实际上就是从这“惩腐崇廉”而来。宋朝民间有句谚语：“关节不到，只有阎罗包老。”包拯那里是谁也打不通关节的，连太后、公主也无可奈何；搞贿赂拉拢那一套更是白日做梦。一句话，人情关系之路在他那儿走不通。如此一个包拯，“威严”则不树自来。

　　为官者当有此“威”，至少像包拯这一类清白之官的身上要有此威。他们的威厉也罢，威严也罢，并非做给小民百姓看的，那是要官衙里戴乌纱者，或与这些人有关系有来往有勾结的人明白，本府衙既没有歪门，也没有邪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用今天的话说，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当今有些官员为贯彻上边的指示精神，有时也在讲话中、文件上说些“狠话”，可是听讲话或看文件的人，一点也不把这种“狠话”往心里去，尤其没有那种忐忑不安的感觉。原因是，类似的“狠话”已经听了多遍，狠说不一定狠作，要真狠作，讲话的人就可能是“施狠”的对象。他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