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两点，毛泽东在勤政殿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主席、副主席、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下午2时50分，副主席高岗与其他几位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一道，跟随毛泽东乘车到达天安门城楼，通过100级台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905年出生于陕北横山的高岗，时年44岁，颇受毛泽东赏识。1945年，40岁的高岗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奉命去东北工作，并逐渐成为东北局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走下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高岗，仍回到东北地区党政军一把手的领导岗位。

　　高岗的工作能力很强，这是公认的。毛泽东曾说过，高岗干起工作来从来都是拼命三郎。他在东北把东北地区建设成为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可靠后方，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被称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曾不无感慨地说过，抗美援朝的胜利多亏两个麻子，一个是高麻子，一个是洪麻子(指洪学智)。这高麻子就是高岗。

　　1952年底1953年初，中共中央调高岗、饶漱石、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等五人到中央工作，当时被称为“五马进京”。高岗到京后，担任被毛泽东称为“经济内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知道毛泽东曾就建设国家的主张和工作方针问题几次批评过刘少奇：

　　1949年初，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之后，毛泽东要刘少奇去天津，直接面见资本家并跟他们谈话。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但对诸如“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说法认为不妥当，这些话不一定要这么讲。

　　1951年7月，刘少奇在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上批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见了这个批语后很生气地说：刘少奇不准备搞社会主义。

　　高岗对毛泽东指责刘少奇会错了意，以为毛泽东要换“马”，便联合饶漱石四下活动，企图取刘少奇而代之。

　二

　　1953年，在筹备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时，毛泽东找高岗谈话，询问由他和周恩来负责主持的财经会议筹备得怎样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修改稿为什么还没有报上来？高岗见毛泽东如此信任自己，就把自己对会议的通盘考虑说了出来：“两项主要内容，前期解决薄一波的问题；后期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草案。批判薄一波，主要是为了统一全国财经政策，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工作关系，堵住各类财经漏洞，健全制度，严格纪律，以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收支平衡。薄一波的问题，我一直怀疑这个人是政治品质问题。他是要顽固地保护私营工商业者、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现在已查明，今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推行新税制的社论中，‘公、私税制一律平等’那句资产阶级的口号，就是他加上去的。他担任财政部长以来，推行的就是一条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路线，他已不适宜再担任中央财政部长和继续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了。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右倾思想、路线问题，薄一波只是在前台表演，而在后台挂帅的实际上是少奇同志。”

　　毛泽东认真地听高岗的意见，也注意观察高岗的表情。他转换了话题对高岗说：“我今年已过花甲，医生查出我有几种疾病，要我少管事，多休息。我想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退居二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理论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全新的课题，这是我们党，也可以说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薄弱环节。党和国家第一线的工作，就由你们年轻同志多负担一些。你是1905年出生的，比我整整小了一轮，比少奇、恩来也小了七岁。你看看，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高岗脑子好使，小事有小聪明，大事也有大聪明，思路一下就跟了上去：“主席，我坚决拥护。主席应该集中精力，对世界共运作出更大的理论贡献。并且保重身体，注意休息。至于第一线、第二线，我的意见，你可以处在第一线和第二线之间，平日少管政务党务，遇有大事，或是党内出了纷争，还是需要你来掌舵、裁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及早安排革命接班人。斯大林同志一生光荣伟大，在指定接班人一事上却太晚了，以至马林科夫接任后，威望不足，才几十天就看出来了，苏共政治局显得青黄不接，群龙无首了。”

　　高岗这番言论，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尤其欣赏高岗要他处在第一线和第二线之间的意见：“我说要退出一线，安居二线，你却要我居于一、二线之间，进可攻、退可守？这还是带兵打仗那一套啊。你提出的‘革命接班人’这个名词很重要。对，是要及早安排接班人，只是人数可以多几个，也可以是整个书记处、政治局，集体领导嘛。”

　　高岗有些失望，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许诺由他做政治接班人，毛尽管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也批评过周恩来，但对刘、周依然那样信任，那样有感情。他还想试探一下，便有意识地说：“过去皇帝老儿立东宫，也是为了解决接班人……”

　　毛泽东会意地一笑：“高岗同志，是不是想立你为东宫太子啊？对不起，你我同党不同姓。不搞父子相传、皇位世袭那一套。接班人应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锻炼和考验来形成。”

　　高岗的脸红了红，接过话题说：“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形成，以及接班人是一个年轻的工作班子，是有长远战略眼光的设想。但薄一波这种人，年纪虽轻，比我还小两岁，是决不能安排做接班人的。这里，我顺便汇报一下他1936年出狱的问题……”

　　毛泽东摆摆手打断他的话：“今天不谈历史问题，你们那团麻纱一时也扯不清，留待以后审干运动去解决吧。我当前要考虑的是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政治局和书记处都要扩充，增加一些新面孔。康生同志养病多年一直没有工作。你和饶漱石同志接触多，我委托你找他谈谈，他现在是中央组织部长嘛，要他顾全大局，主动和康生同志搞好关系。过去封建时代的王公大臣，都倡导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衷济事，何况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同志之间为什么要搞得势不两立？”

　　高岗也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不但没有去咀嚼毛泽东将他跟饶漱石捆在一起是个啥滋味，见毛泽东对饶有责备之意，竟忍不住替饶辩解：“主席呀，饶漱石这人是有不少缺点，原则性虽强，却不大能团结人。但是，他和康生同志关系不好，我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康生同志身上。起因不就是他争华东局第一书记，跟饶漱石结下梁子的吗？后来中央任命饶第一，康第二，康就一直消极怠工，其实他俩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又是同一年入党，本是校友加同志嘛！可康生同志总自以为资格比饶漱石老，功劳比饶大。可人家饶漱石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他任新四军副政委、政委，华中局副书记、书记，和项英、陈毅他们一路打拼出来的。康生就是不服气，常在华东局会上给饶难堪。饶为顾全大局，特别提请中央批准，设山东分局，让康生去当第一书记兼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康生却仍不满足，到山东报到，敷衍一下就又告了病假。他有什么病？纯粹是嫌乌纱帽太小的病，还老埋怨中央对他不信任，中央对他政治上有怀疑。记得1950年7月，饶漱石给主席拍过一封电报，电报上说：‘我跟陈毅同志于6月华东局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望康生病情。’他却反复向我讲，他工作上或许有失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中央不信任他，他想不通是什么原因。”

　　毛泽东看了高岗一眼，声音有些发硬地问：“你的记性这么好，电报原文都背得下来。你又是怎么知道饶漱石给我拍这封电报的？”

　　高岗仍很随便地答道：“是饶漱石本人告诉我的……”

　　毛泽东的眉头耸了起来，面露不悦之色。高岗一见，赶忙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问：“主席，是不是我什么地方说错了？请指出来，好让我检讨、改正。”

　　毛泽东严肃地说：“对待历史问题要慎重，在中央没有作出新的结论之前，我们仍要一如既往地信任、使用这些同志。你要集中精力，和恩来一起主持好财经会议。其余的，刘少奇、薄一波的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来日方长，以后再说吧。”

三 1953年6月12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怀仁堂举行。由于各省、市、区的党政一把手大都兼任所在省、市、区的财经委员会主席，所以此次全国财经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全国各路“诸候”会盟的盛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率领政治局成员及中央各部部长出席，休息多年的康生也在主席台上露面了。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致开幕词，周恩来代表政务院作了财经工作汇报。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刘少奇、薄一波“保护私有经济，保护资本家财产”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错误，并从理论上概括出刘少奇右倾思想的主要表现。作为当时公认的中共第二把手，刘少奇受到毛泽东严厉而系统的批评，其情状之狼狈，其地位之不稳，可想而知。

　　两天后，即6月17日，高岗在财经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薄一波的严厉批评。他的这项传达，事先并未得到政治局和书记处授权，因此周恩来、朱德、林伯渠、邓小平、彭真等人都觉得高岗这是对刘少奇落井下石，不利于党中央的团结统一。这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说：“话是我讲的，讲了就负责任。高岗只是做了传声筒，有什么了不起？”

　　7月13日上午9时，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怀仁堂继续举行。会议仍由周恩来、高岗主持。薄一波继续作大会检讨。

　　这已是薄一波的第五次检讨。薄一波承认自己在新税制等问题上向民族资产阶级让了步，混淆了公私企业间主从关系，欢迎同志们的严肃批评，自己愿意深刻认识，坚决改正，以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对自己的教育、培养。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高岗在大会、小会上批起薄一波来，更是摧枯拉朽、气势如虹。他采取“明批薄，暗射刘”的方式，把刘少奇的一系列右倾错误言论，统统加到薄一波头上来批。

　　薄一波的检讨一完，高岗即敲了敲桌子，站起来疾言厉色地说：“薄一波，你至今死不承认自己所犯的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认资本家做岳父老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这里指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而不是指一般的同志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错误。说穿了，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反党、是背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

　　经高岗这么登高一呼，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与会者谁都知道他的矛头是直接指向了刘少奇。

　　高岗见刘少奇很沉着地坐在那儿，便进一步说：“同志们，这一段，我们的毛主席很不满意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右倾错误，已经好几次提出了严重警告，对某些领导人，毛主席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毛主席说，你们这样搞，弄得我几乎没有办法再率领全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再不改，我只好另起炉灶了……同志们，千真万确，这是毛主席的原话，是我们英明领袖的义愤！这就是说，在我们党内，个别身居高位的人物执意要推行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坚持不改。最后，肯定会逼得我们毛主席不得不采取组织措施，在人事安排上作出必要的调整！”

　　高岗的话，无异是向会场扔了一枚重磅炸弹，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把目光投向了刘少奇。高岗有什么权利在全国的财经会议上公开党中央的一把手对二把手的批评？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心里认为高岗已猖狂到了极点。

　　刘少奇毕竟是历经党内斗争考验的老同志，紧要关头，能从容应对。周恩来看到他脸色很平静，与他交换了一下眼神，即宣布：“下面，请少奇同志发言。”

　　整个会场立即鸦雀无声。刘少奇站起来，出人意料地说：“同志们，正像高岗同志刚才所讲的那样，我在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其他许多问题上，是有错误的。我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能欠帐欠到棺材里去，生前不还死后还。我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我过去就认为我们应当从理论上作好准备。所谓理论准备，是包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的统一的把握，这在党的大多数同志不论对哪一方面都还有极大不够。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还是我们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

　　周恩来不留间隙地站了起来，说：“同志们，会议开得很热烈，很好……刚才少奇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有错误，这很好，我和高岗同志都是同意的。薄一波同志所犯的错误则更是包含了我本人所犯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不能令人容忍的……但是，我愿意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愿意认真地反省自己的错误。这一点，高岗同志比我强。他领会主席的思想比我们更深、更快。所以在我们都犯错误的时候，他却保持了正确的方向。在此，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向高岗同志学习，向高岗同志看齐。”

　　这时，会场上不知由谁带头鼓了掌，掌声由小而大，且经久不息。还有人激动地高呼：“向高岗同志学习，紧跟领袖毛主席！向高岗同志致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高岗一副志得意满的模样，接着周恩来的话，也站起来谦虚了几句。他自信，他在党内的权威已经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那天散会后，高岗不上自己的座车却钻进了陈云的车子。高岗一上车便迫不及待地对陈云说：“中央应该设副主席。”陈云不动声色地问：“那你看哪几个人能当副主席？”高岗答道：“你一个我一个！”

　　陈云一听不由得大吃一惊，这高岗也太狂了，居然考虑起中央副主席的人选来了，这还得了！他对驾驶员说，先送高主席回家。待将高岗送到他家大门口之后，陈云立即让车子开往中南海，去了菊香书屋。

四 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南方，在华东和中南地区进行活动，鼓动一些高级干部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情绪。高岗基于毛泽东领导军队打江山这个前提，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

　　高岗曾说：“毛泽东代表红区党，刘少奇代表白区党”，而他自己也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说毛主席有井岗山，我有陕甘宁，是我们最终为长征者们提供了一块红色根据地。那时，中央红军衣衫褴褛形同乞丐，要是我们不接纳毛泽东，他哪会有今天？高岗还说，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是掌握在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用人方面有“圈圈”。因此应当“改组”。他大量散布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的言论，却颂扬林彪，说林彪应当做部长会议主席。

　　高岗几乎逢人便讲，说毛泽东打仗行，搞政治行，搞经济不行，搞工业更不行。只有他高岗既懂军事，又懂政治，懂经济，懂工业，比较全面。

　　在一次宴会上，高岗依酒三分醉，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对外是亲美亲西方，对内是亲资本家，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保护资产阶级利益。毛泽东是个中间派，不想亲苏，也不想亲美。只有他高岗是个坚决的亲苏派，亲社会主义派。如果北京搞不下去，他就回东北去，必要时把毛主席也接过去，哪怕成为老大哥(指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也要在东北地区全面实行社会主义。

　　高岗在南方的一系列肆无忌惮的言论，被一些人整理成文字材料密报给了毛泽东。

五

　　高岗的合作者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长。1953年初，饶漱石调中央工作之前，为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饶漱石配合高岗反对刘少奇，他首先以中央组织部为阵地，向副部长安子文展开斗争，“批安射刘”。然后又在同年的九、十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将刘少奇天津讲话的记录稿翻印出来，散发给与会者，进行了直接反对刘少奇的活动。

　　安子文私拟的政治局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无林彪。高岗、饶漱石便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这份政治局名单，把这个名单散发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历史原因，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地区的领导干部都很推崇林彪，因而他们对安子文非常气愤。

　　在高岗去南方游说期间，毛泽东发现饶漱石很不对头，决定来个敲山震虎，找饶漱石谈话。一天晚上，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几位负责人找来饶漱石，毛泽东说：“饶漱石同志，你犯了众怒，知道吗？‘外沽清正之名，内结虎狼之势’，你肯不肯承认？”

　　饶漱石顿时像遭了雷劈霜打似的，目光散乱，神情呆滞，不知如何回答。

　　坐在对面的周恩来见状，赶紧提醒道：“主席问话，你为什么不回答？”

　　饶漱石将身子移动一下，结结巴巴地说：“主席，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毛泽东并未生气，喝了一口茶，说：“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你明白吗？”

　　饶漱石额上渗出了汗，站起来回答道：“报告主席，本人浅陋，确实不明白您的话的深意。”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坐下，有话坐下来说嘛。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你这个中央组织部长原来不读书啊。‘外沽清正之名，内结虎狼之势’，出自《红楼梦》第二回，是骂贾雨村的。贾雨村靠贾府之力，谋补上金陵应天府这一肥缺，他却贪赃枉法，被革了职，属于儒林败类。至于‘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那是唐代孟郊的诗句，再浅显不过了。你饶漱石是不是曲木？是不是谗人？最好还是由你自己来回答。好了，闲话少说。中央委托你和少奇同志主持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你不按中央原先订下的方针开会，而妄自作主，政出旁边，呼朋引类，搞什么‘批安射刘’，吵吵闹闹，批批斗斗，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直闹得会议开不下去……安子文、刘少奇果真就那么罪大恶极，非打倒不可吗？这里，我不是说安子文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包括刘少奇在内，有错误就要批评，甚至处理。但你饶漱石作为组织部长，上台即斗，外善内恶，巧言令色！你饶漱石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话，一字一句都像是鞭子，抽打在饶漱石身上。饶漱石痴痴地望着毛泽东，心里在暗暗埋怨一向被自己奉若神明，并尽心效忠的领袖，竟不问问是非曲直，就居高临下一边倒了。他感到不寒而栗，这太可怕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竟成了过街老鼠。

　　周恩来口气略显温和地对饶漱石说：“主席这样苦口婆心教导你，你为什么不检讨一下，认个错？你作为中组部长，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带头闹事，整整一个多月，大会闹了小会闹，更想把安子文、少奇同志或许还加上我一起拉下马……你也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了，倘若再把中央的指示和主席的教导当成耳边风，坚持你们闹分裂的那一套，不认错，不改正，最后只能采取组织措施来处理！”

　　饶漱石听了周恩来这番软硬兼施的话，头脑冷静下来了，感到这是他向毛泽东当面陈诉的最好机会，便硬着头皮说：“主席，各位同志，我承认犯了严重错误。我承认，我名义上是斗争安子文同志，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这几年来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也是主席多次严肃批评过的。我说安子文在财经会议上一言不发、沉着对抗、包庇薄一波也是冲着刘少奇的。”

　　毛泽东再次敲了敲桌子说：“你饶漱石错误估计了形势，自以为得计，不以为愚蠢，在背后大做手脚，以为中央没有察觉？安子文私拟两份中央领导人员名单，错误严重。我历来劝诫大家，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你们这些背后动作，我绝不允许！”

　　饶漱石见毛泽东对他穷追不舍，只得低头认错：“主席，我愿意检讨，愿意改正，接受主席和大家的教育批评。”

　　毛泽东环视了与会者一眼，说：“饶漱石愿意认错，我们无比欢迎。那么再问你一个问题，请当着大家的面回答，你们在组织会议上的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

　　饶漱石赶紧说：“主席，大家是自发的。我看了薄一波、安子文的档案，有很多历史疑点，是我先在会上提出来的，大家也有同感，就形成了一致的局面。”

　　由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调升到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后来被毛泽东定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的郭峰，一直沉默不语，这时主动出面作证道：“我们的确是不约而同，事先并没有商量过……”

　　周恩来厉声呵斥道：“主席是问你话吗？为什么要由你替饶漱石回答？想搞攻守同盟吗？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在你们中组部，擅自在会议上公布高级干部的档案，你们还有没有党纪国法？”

六 高岗南方之行争取到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的支持。林彪当时在党内职务虽仅为中央委员，尚未进入政治局，但高岗知道，他是毛泽东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甚得毛泽东的信任。在一定的场合，林彪的表态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高岗从南方回来后，便向毛泽东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毛泽东冷冷地看着高岗，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似的，好半天才问：“你这是什么意思？”高岗便讲他的“理由”。可是毛泽东仍是问：“你这是什么意思？”连问三遍，高岗脸红了，再也解释不下去了。毛泽东目光盯紧高岗，好一会才说：“林彪现在身体很糟，正常工作都难以坚持，你到底是想叫他当总理还是你自己想当总理？”

　　当高岗去争取时任政务院副总经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的邓小平，要邓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时，当即遭到邓小平的反对。邓小平表示，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他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这次跟他谈话的情况。

七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离京赴杭州休假，并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带至杭州，以便就近指导他们起草宪法。公安部长罗瑞卿随行。行前，毛泽东开了一个会，高岗在座，罗瑞卿也在场。毛泽东向与会者交代说，他不在北京时，一切事务由刘少奇代理。刘少奇谦逊地说，集体领导，轮流值班。毛泽东摇了摇了头说：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说到这里，他用手势向上向下比划着：中央的风这样吹(手势向上)，他的风却这样吹(手势向下)，我们大家要注意。接着，毛泽东问：赞不赞成由刘少奇同志代理？高岗的脸通红，很不自然地说：赞成。

　　当天晚上，高岗打电话给罗瑞卿，说要到罗家里去看罗。罗回话说，请他不要来，有事罗去他那里谈。高岗同意了，并说确实有事情要谈谈。罗瑞卿放下电话，马上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说：快去，看他讲什么。

　　罗瑞卿到高岗家，高对罗说，要很好注意主席的健康，毛主席检查身体时要在附近不离左右地看着。还说要成立部长会议，赞成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说：我会注意主席健康，检查身体时也不会马虎。至于部长会议的事，据我所知，主席可能不赞成你的意见，林彪现在身体也不太好。

　　毛泽东到杭州后和罗瑞卿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谈话。毛问罗：我退到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来主持？罗说：主席退到二线，当然是少奇同志来主持一线。不过现在有些流言蜚语使得少奇同志的威信受到影响。毛没等罗说完，马上批评罗说：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你认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没有了。毛还说，他不只是要打倒刘少奇，还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八 1954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没有出席会议。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会议并作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0余人发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行。七斗八斗，高岗自杀了。

　　据说，高岗自杀的噩耗传到杭州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很是惋惜了一番，说：“准备让他回延安当延安地委书记的。”

　　1955年3月2日，中共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的报告，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对高、饶“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个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伸冤……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饶漱石最后以包庇坏人罪被判了14年徒刑。1965年获保外就医，被安排在一个劳改农场监视居住。鉴于他曾经为革命作过贡献，国家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并给其配备厨师、服务员各一名。饶漱石于1975年3月2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