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艾滋病歧视，不仅要在科学上普及艾滋病的防治知识，更要从社会道德层面为艾滋病“驱魅”

　　第二十二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我国发布首份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的一组数字令人关注：在知晓感染者身份后，1/4的医务工作者、超过1/3的政府官员和教师持有负面和歧视态度。

　　也就是在前些天，广西南宁一名罹患艾滋病的男子因行窃被打死，没想到全村1000多位村民联名具状向检察官“求情”，他们认为打死艾滋病患者的嫌犯是“为民除害”。

　　如果说村民对艾滋病的歧视尚属于“无知”的话，那么，医生、官员、教师，他们应该更清楚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但为何歧视和偏见仍是不少人的“迷思”呢？

　　或许一位心理学家的回答点明了实质：歧视不仅仅源自知识的缺位，更源自疾病背后的道德指向。

　　我们的传统文化太容易给予艾滋病道德歧视。一个人一旦被他人得知感染艾滋病病毒，立刻会遭到行为不检点的质疑。而这种歧视所带来的“病耻感”已成为歧视艾滋病的重要推手：

　　因避讳“艾滋病”三字，北京某知名传染病医院“性病艾滋病门诊”，去年更名为“皮肤性病门诊”，其实根本不看皮肤病；而刚刚开始试营业的大理男同性恋酒吧，也在舆论的压力下未能正式开张……

　　这种带有道德成分的歧视，极大地迟滞了艾滋病的防治。由于歧视，许多高危性行为者不愿接受病毒检测，致使约60%的患者未被发现，这无疑增加了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风险；由于歧视，许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生活困难，而一旦失去生活来源，部分人极易从事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职业；由于歧视，同性恋群体不愿公开身份，许多人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与异性恋人群结婚，增加了他们感染和传播性病艾滋病的可能性和危险性。

　　这种带有道德成分的歧视，也影响了我国艾滋病防控的相关决策。仍以同性恋为例，目前，我国艾滋病在同性恋中快速扩散，男男性传播引发的艾滋病感染者已经占到新发感染者的32.5%，防控形势严峻。长期以来，由于对同性恋群体的道德歧视，相关政策、干预都未将该群体及早纳入性病艾滋病的防治重点。

　　因此，清除艾滋病歧视，不仅要在科学上普及艾滋病的防治知识，更要从社会道德层面为艾滋病“驱魅”。这正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其《艾滋病及其隐喻》一书中所言:“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耻辱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消除披附在艾滋病身上的文化隐喻，祛除加诸在患者心头的精神负担，给予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充分的人道关怀，不仅会增加他们与病魔抗争的信心和力量，也会最大程度地在全社会促进艾滋病的防治。

　　“普遍可及和人权”是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我国确定的宣传主题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无论是保障人权，还是遏制艾滋，消除艾滋病的道德歧视都是重要前提。当关爱取代歧视，当温暖驱走孤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的是尊严，我们整个社会获得的则是进步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