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这是人民日报前不久刊登的《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文稿中的两段话，有人把这次“系统谈话”，称为钱学森的“临终遗言”。尽管从字面看，钱学森批评的是中国的大学教育，而且“谈话”也是最先在大学、在教育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但是，造成培养不出“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种尴尬局面的，难道都是大学的责任？恐怕大学想承担都承担不起，因为这个问题的确像钱老所说“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大到绝非大学能够单独担责的程度，也绝非靠其一家之力能够有效解决。如果“系统谈话”仅在大学里激起一阵波澜之后就归于平静，那么九泉之下的钱老肯定会继续抱憾。这个关乎中国国运、民族前途的大事，理应引起全社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足够的关注、忧思与重视，需要从历史、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真诚而不是敷衍、深刻而不是肤浅地探寻“病根”，然后多管齐下，尽快对症施治。这是决定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复兴的根本，因为唯有激励思想创新的机制和代代绵延的创新人才，才是保证经济持续繁荣、社会不断发展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