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陈伟华回忆父亲陈云：只有稿费积蓄的“新中国掌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北京报道

　　陈云，素有共和国“掌柜”之赞誉。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先驱，陈云一路荜路蓝缕，从起步到再出发，遂有中国财经工作如今的一路凯歌。

　　令人想不到的是，“大掌柜”的一生积余只有不足两万元的稿费。

　　作为父亲的陈云，是什么样的形象？《中国经济周刊》日前专访了陈云女儿陈伟华。在女儿眼里，陈云朴素、唯实，待子女严苛。

　　全部精力替国家“理财”

　　1995年4月10日，“爸爸陈云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这一年爸爸正好90岁”。

　　陈云1905年6月13日生于贫苦农民家庭。陈云2岁丧父、4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1919年，14岁的陈云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当学徒，后当店员。

　　出身苦寒的陈云并没有对金钱产生强烈的渴望。“爸爸去世后身边的工作人员替他整理财产：他临终前的月工资是1336元，各项补贴约250元，每月上缴所得税31.05元；按照国家规定，他从当年5月份起就不发工资和补贴了，家属可领到十个月工资的抚恤金，再加上不到两万元的稿费，这就是爸爸一辈子的全部积蓄……”

　　然而，一辈子积蓄不多的陈云并非不会理财，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陕甘宁边区和新中国的“理财”中去。

　　1944年3月，陈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在边区物价波动时，陈云巧用时机，“吞吐”黄金、法币，对边区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采取手段化解，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4年夏天，边区政府一次短时间内就收进黄金万两，赚取了大量金价波动的差价，充实了银行准备金，还进口了大量必需物资。

　　而让陈云发挥其卓越的经济领导才能，却是在开国之初。

　　1949年5月9日，陈云奉命赴京主持中央财经工作。通过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对此，毛泽东认为，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斗争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工商业资本家一度认为，中共在军事方面有才能，可打100分；政治方面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可打80分；经济工作缺乏人才，要打0分。而当陈云成功地组织与领导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之后，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共在经济工作上也是有奇才的，并称陈云为“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李先念也对他的部下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徐向前)，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

　　“爸爸总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对待手中掌握的财经权力。”1950年2月13日，陈云提出：财经工作人员“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就是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

　　三次拒修房与不吃“高级菜”

　　从1949年进京，陈云在西城区北长街58号的老房子里住了整整30年。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当时机关行政部门提出要大修，爸爸不同意，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

　　后来，后勤部门考虑到房内很多墙皮脱落，走道和楼梯上的地毯已经磨光，又提出要大修，“爸爸仍然不同意，觉得不影响办公，没必要修，结果又没修成”。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时，陈云的办公室南墙被震出一米多长的宽裂缝，后勤部门请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整个楼房结构都存在安全隐患，于是就提出把老楼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楼，“爸爸还是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

　　“在爸爸的坚持下，连续三次修房未果。但房子毕竟太旧了，地震后又成了危房，已不适合居住，经过再三动员，爸爸才同意搬到中南海居住，但明确提出：房子就按原样住，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直到他去世，房子旧貌如昔”。

　　陈云的厨师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这个技术也提高不了。”朴素的陈云让厨师发起了“牢骚”。“这是因为爸爸从来不吃所谓的‘高级菜’。”

　　陈伟华说，“爸爸的艰苦朴素是出了名的。”

　　“两条毛裤穿了二十多年，有十几个补丁；一件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一穿就是十年；后来在医院住院时，还要求把他用过的点眼药的棉花球都保留下来，消毒以后二次使用。”

　　“有一年冬天，已近11月中旬，北京气温骤降。周总理去找爸爸，见他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爸爸一再坚持说：‘11月15日开始供暖，这个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陈云有两套毛料中山装，分别是1952年到苏联及1954年到越南出访时按规定由公家做的，“后来就成了他的‘礼服’，只在每年过节或接见外宾时才穿，平时穿的都是布衣、布鞋。”

　　这两套“礼服”后来穿旧了，胳膊下面和膝盖等部位磨得很薄，“妈妈和工作人员商量，想给他重新做一套新的”，陈云却说，“补一补还可以穿”。

　　陈伟华说，“至今想起爸爸，他对物质的需求总是那么低，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不许搞特殊化。”

　　“我和红卫兵评理就是了”

　　1966年6月，陈伟华刚刚高中毕业。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云遭到康生攻击“思想长期与主席对立”。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五位降至第11位，即最后一位。

　　到了1966年底，社会上出现了攻击陈云的大标语和小报。“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年年初的一个深夜，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们在北长街的家，不由分说就动手又抄又抢。幸好此前父亲已在周总理的关照下，住到了万寿路的一处地方。”

　　“母亲和除我之外的其他孩子，也都或在外地干校，或在学校住，家中只有我一人。造反派见没抓到我父亲，就把我揪住‘审’了一通。”

　　陈伟华只是泛泛地回答了一些提问。随后，他们在地上和墙上到处涂写下了“打倒”陈云的大标语。“我气愤极了，冲着他们大声说：‘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这是我至今仍能记起的回击造反派的唯一一句话。”

　　这次抄家后，陈伟华被接到了父亲万寿路住处。“父亲听说了抄家的事后，不为所动，还是镇定如常，他从容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我仔细描述被‘审’的情况，有时还大声笑起来。听着听着，他老人家站了起来，说：‘红卫兵抓住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和他们评理就是了。’”

　　陈伟华清楚的记得父亲说这句话时的情形，“他一边说，一边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意思是，革命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

　　让女儿“归队”当教师

　　陈云在北京受冲击的同时，夫人于若木独自去了湖南的“五七”干校，“哥哥、姐姐、妹妹也先后被学校和单位分配到了外地，只有我和上初二的弟弟留在了北京”。

　　然而，陈伟华并没有继续留在北京城区。

　　1966年，陈伟华高中毕业。1968年，她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在那里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当教师本是我从小的愿望，但没想到的是，这一切是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发生的。”

　　陈伟华被分配到了辛营公社。在这个长城脚下的公社呆了一段时间后，冬天来了。陈伟华找了个周末回到了家。

　　21岁的陈伟华第一次远离家人，在怀柔人生地不熟，常常会想家。“有一次不是周末，我也没向学校请假，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爸爸看到我回来，非但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得知我没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父亲表情严肃、语气严厉，“让我立即回去”。此时，想家的陈伟华有着一肚子的委屈，孤独的山村生活，冒雨赶回家……，面对父亲不容置疑的目光，她流泪了。

　　父亲对陈伟华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你应该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干出好成绩。”

　　“听了父亲的话，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怀柔山区学校。”也是因为有了父亲这一次的教诲，“后来有一次回家赶上下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为了不耽误上课，我踏着雪步行几十里赶回学校”。

　　陈云对农村、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这也让陈伟华有了铭记一生的一次对话。

　　陈伟华无意中对父亲说起：“乡下条件很差，老乡也不讲卫生，连手纸都不用。”

　　父亲听了以后，很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女儿算细账：一卷手纸要多少钱，农民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买这些手纸……

　　父亲还告诉陈伟华，在乡村不要穿皮鞋，每月的工资都要省着花！“以后，他知道我存下了一点钱，常常打趣地问我：你的存折上有多少钱了？是个‘财主’了吧？”

　　后来，父亲得知陈伟华每次回到城里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时，高兴地和家里人说：“南南(陈伟华的小名)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1978年，陈伟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l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工作。

　　也是在1978年，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20世纪80年代，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整个教育系统师资力量匮乏。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陈云有意让女儿“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陈云对他的秘书说：“伟华是师范毕业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

　　“爸爸的这个想法也通过秘书透露给我。当时恰巧我也面临着内心的抉择：究竟是继续留在国家机关当干部，还是重新回到曾经熟悉的讲台，再续那份师生情谊？考虑再三，我终于决定完成这一角色转换”。

　　陈伟华告诉父亲，“我愿意回去当老师。”父亲高兴地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

　　1985年，陈伟华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后改名为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

　　酷爱玩核桃和评弹

　　“爸爸70多岁的时候，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我还在辛营公社工作，那里盛产核桃。爸爸就想到，能不能找两个核桃来活动手部关节？我回去跟公社的老乡一说，他们就从核桃里一挑再挑，选出两个特别匀的、个头大的送给爸爸。”

　　从那以后，这两个核桃就放在陈云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都转动着核桃，最后都磨得发亮了。“爸爸也越来越喜欢它们，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党的十四大以后，爸爸过着退休的安静生活。在这段日子里，评弹和书法成了他最好的‘伙伴’”。20世纪50年代初曾出现全面停演传统评弹，仓促上演新编书目的局面，但新编书目内容粗糙，质量低下。1959年后，陈云大胆提出：“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

　　上世纪60年代前后，文艺界极左思潮甚嚣尘上，文艺作品流于枯燥严肃。陈云风趣地说：“听众出了两角钱，不是来上政治课，做报告也要讲点笑话。”

　　“后来，爸爸病重住院时，那台老式录音机一直放在床边。每当我去医院看他，听到病房里传出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就知道他此刻是安详的、舒服的。”陈伟华说。

　　陈伟华回忆父亲：给家人定下“三不准”

　　爸爸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我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父亲很忙，没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有一次，我从托儿所回来，见到父亲扭头就跑，因为对他太陌生了。每次见面，父亲总是把我拉到怀里，用胡子亲我，还问“扎不扎？”我咯咯地笑。父亲离开家人已经十几年了，可当年那被“扎”的感觉似乎还留在我的脸上。

　　爸爸非常喜欢写毛笔字。他曾告诉妈妈，上小学时，每天晨起先练大字，然后再去上学。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也是每天早晨先写一阵毛笔字，然后再到店里。到了老年，写毛笔字则成为他娱乐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我珍藏着爸爸写给我的每一张条幅，时至今日，每当展开它们，看到那潇洒飘逸中透着刚劲的墨迹时，都仿佛清晰地看到他站在桌前悬腕挥毫的专注神情。

　　(本文参考《陈云文选》第一卷《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陈云传》、《缅怀陈云》、《开国财头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