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的《昆明日报》长篇介绍了昆明市自2008年以来公务员大集训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组数字：2008年2月，仇和发起一场“学习革命”，提出昆明市领导干部“每月至少4个半天或者两天”的要求。截至目前，55次领导干部集体培训像一次“洗脑风暴”，共2.6万人次参加了培训。
“学习革命”、“洗脑风暴”，“文革式”语言足以窥见昆明公务员培训力度之大、规模之巨，再见“仇和风格”。不独昆明，近两年来，公务员集中培训成为一股强劲的“飓风”，自上至下都搞，规模之大为历年罕见。因为秉持某种近似正义的逻辑———提高公务员的学识与修养，转变他们的观念，从而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增进公共利益———而不容置疑。无论是不是公务员，加强学习、提高学识总归是好事，问题在于，公务员大规模培训是否需要？公众有没有责任为公务员培训埋单？
我们不妨先从成本与效益角度审视其必要性。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直接成本。公务员集训，吃喝拉撒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果进省城、京城，更加惊人，试想昆明一市就有2.6万人次参加培训，需要花纳税人多少钱？全国统计，又需要多少？恐怕无人能道其详；二是间接成本。公务员大规模脱产培训，必然导致缺岗、缺勤现象，牺牲为公众服务时间，从而增加社会成本。其收益又有几何？教育学常识告诉我们，“逼你学”这种被动学习效率最低下。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公务员培训，逼上梁山，是没有什么效果，至少与公众付出的巨大成本不成比例。许多公务员把培训当作是公费旅游，甚至是拉关系、搞交际的大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