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深圳百余农民工因无劳动合同，陷入职业病维权困境。记者采访发现，不少民工反映用工方担心承担责任，拒签劳动合同，而民工维权则需自行举证。据悉，到目前为止，耒阳事件中的相关企业并未受到严肃处理。
尘肺病是我们国家危害最严重的一种职业病，最好的防治办法就是早预防，可是深圳打工者面临的尘肺病又能如何得到相应的保护？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称，张家界一百二十多人，签约率在我们访问过程中间没有一个工人拿得出合同，所以我们说这一批工人中签约率是零。
环球网12月21日报道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农民工群体，他们都来自湖南张家界的桑植县，他们都在深圳打工，他们都从事着危险的风钻爆破工作，而现在他们又都面临着尘肺病的威胁。
尘肺病我们并不陌生，它是我们国家危害最严重的一种职业病，最好的防治办法就是早预防，早发现，早救治。《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承担诊断鉴定费用，安排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可是，深圳这批桑植籍农民工发现，法律的规定距离他们却很遥远。
深圳打工面临尘肺病威胁
湖南省桑植县农民工彭飞平：“我一个星期瘦了二十斤。”
这位中年人名叫彭飞平，这段画面拍摄于今年的10月中旬，这也是彭飞平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段影像，就在拍摄这段画面后不久，今年11月18号，彭飞平病逝，终年46岁。
彭飞平的弟弟彭飞亮：“憋死的一样，透不过气来，憋死。”
彭飞平的家人说，1992年彭飞平开始到深圳打工，在建筑工地从事风钻爆破工作，2007年，彭飞平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经过广东省职业病医院诊断，被确诊为二期矽肺。2008年，在经过了一番周折后，彭飞平和深圳一家爆破公司达成庭外和解，对方一次性给予赔偿40万元。当年12月，医院给彭飞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经过三年的等待，治疗，到彭飞平去世时，所有的赔偿费用全部花在了治疗和诉讼上。
彭飞平的爱人：“他说如果要是有钱治疗的话，发现就不能死可以还活四五年，死的时候，跟我女儿说，他现在没办法了，对不起你们，没给你尽到义务，他现在生那个病没办法，没钱治了。”
就在彭飞平病情日趋恶化的时候，他的弟弟彭飞亮也发现了类似的症状。彭飞亮今年43岁，1995年，他跟着哥哥到了深圳，从事的也是风钻爆破工作。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基本无法从事体力劳动。
湖南省桑植县农民工彭飞亮：“打那个风钻，以前都是一百二十几斤，我现在就是一百斤左右了，打那个风钻，就是有这个病。”
记者调查得知，从2008年至今，在桑植县，除了彭飞亮的哥哥彭飞平外，至少还有两人因尘肺病离世。他们是程功云，去世时36岁，尘肺病三期；谷高云，去世时44岁，疑似尘肺病，这些人和彭飞平、彭飞亮一样，从事的都是风钻爆破工作。
湖北省桑植县副县长王军：“在我们县内搞了一次调研，现在基本上调研的结果，大约是一百多人在深圳有反映这个这方面的问题。”
打工者寻求职业病鉴定，后果如何？
我们这里要解释一下，彭飞平、彭飞亮他们从事的风钻爆破是个特殊工种。在深圳，不少大型建筑项目地基很深，一直挖到坚硬的岩石层，这就需要工人钻炮眼，装炸药，用爆破的方式一层一层向下掘进。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风钻爆破工人作业的图片，这些钻井和地面垂直，深达几十米，工人在井底打炮眼，岩石粉尘四处飘散无法排出井口，环境十分恶劣。在彭飞平、程动云等几个工人接连死于尘肺病之后，跟他们一起打工的桑植老乡意识到了问题严重，开始寻求职业病鉴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12月10号，记者赶到了深圳市。这些工人都来自于湖南省桑植县，从事的也都是风钻爆破工作，工龄最长的十六七年，短的也有四五年。从今年9月份起，他们就在深圳市到处奔波，寻求一个说法。
湖南省桑植县农民工钟家泉：“就听到耒阳，那个事情以后大家就要我自己去拍个片，因为我们去到职防医院检查之后，职防医院把我们拒之门外，不给我们检查，他说要劳动关系，我们没办法就退回来了，到回来以后我就掏了九十块钱做了个检查，检查之后发现有问题就心里感到恐惧，怕死说白了。”
钟家泉说，他从事风钻爆破工作十年了，就在几位老乡去世前后，他也时常感到胸闷，咳嗽，然而当地职业病防治院却拒绝为他们检查，无奈之下，钟家泉自己在普通医院做了检查。报告显示，钟家泉肺部密布大小相仿的斑点状密度增高影，其他工友问题更加严重。
农民工向杰：“我拍了片，片子一拍出来就怀疑是，那医生好像很奇怪的，就说马上问谁是向杰，我说我是向杰，他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当时我知道完蛋了，肯定事比较大，就说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干了十多年风钻，打了那个炮眼，他说你这个去职业病医院检查，你可能有职业病。”
向杰的检查结果显示，两肺斑片状及小阴影。农民工们说，出具报告的都是普通医院，要鉴定职业病必须到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但在这里，他们却遇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门槛。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监护科副主任毕静：“按照要求，我们要有劳动关系，这是前提，必须要有我们从上面接到的通知都是这样的。”
根据卫生部2002年5月1号颁布实施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应当提供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诊断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必需的有关材料。在实际操作中，深圳市要求，对职业病鉴定，“用人单位证明当事人为该单位职工以及所从事工种、接触职业病危害种类、接触时间等基本情况的材料”，也就是说，劳动者必须能证明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监护科副主任毕静：“假如说你没有劳动关系，我给你查了以后，你拿着这东西，去要找用人单位用人单位(要是不认可劳动关系)，就会有很大矛盾，我说的都是有道理的。”
然而，就是这看似最简单不过的规定，却把钟家泉、向杰他们都挡在了职业病防治院门外。
钟家泉：“自己举证，自己去找证据，我们这十多年来大家都百分之百，没一个人签这个劳动合同，和老板也就是个口头协议，现在到哪里去找证据。”
钟家泉说，单从工资来看，风钻爆破工是个很诱人的工作。十年前，他刚刚从事这一行业时，每天能赚到一百元左右，还必须托人才能进入这一行业。所有的农民工都是跟着几名包工头，再由包工头挂靠爆破公司。
向杰：“有时候和老板，有扯皮那样老板，我们就主动要求，如说我们签个合同，但他不行，说有什么不用签，他说你干几个月就完了，工资我又不少你，确实工资不少我们的一分，所以我们平常也没注意，就没和他签合同，没在意。”
农民工们告诉记者，自从近两年有些同行被确诊尘肺病后，包工头开始有意识疏远他们，有些已经联系不上了。
钟家泉：“他说现在活也不多，没多少事，你们在这儿老工人了，深圳市的老板比较多到别的地方，去干干也可以，绝对不要我们了，他就一刀砍断了。”
现在看来，这些桑植县的农民工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没有劳动合同，就无法进行职业病鉴定，没有职业病鉴定，就无法对包工头和爆破公司追究责任，而这些包工头和爆破公司为了逃避责任，又不会心甘情愿为这些农民工提供劳动证明。
怎么样破解这个怪圈？是摆在农民工面前的一个难题。今年9月份开始，这100多名桑植籍农民工，陆续向相关政府部门投诉。深圳市为此成立了政府工作组，通过各种方式为他们确定劳动关系。这能为尘肺病农民工讨回公道吗？
缺少劳动关系证明，政府部门又会怎样帮助他们？
前面的节目里我们看到，因为缺少劳动关系证明，100多名在深圳从事风钻爆破的湖南桑植农民工无法到职业病防治机构做尘肺病鉴，更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事实上，这是今年以来深圳市发生的第二宗农民工尘肺事件。今年四五月份，就曾有100多名湖南耒阳籍风钻爆破工找到政府部门，反映他们患上尘肺病后，遇到维权困境。最终深圳市在“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原则下，对101尘肺病农民工和18名死者家属提供了950万元的救助金。对桑植籍农民工，政府部门又会怎样帮助他们？
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研员黄险峰：“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要明确责任主体，你只有明确责任主体以后，你才能够明确由谁来承担责任，那么如果是属于企业这样一种责任的话，那么我们坚决要求企业履行他的责任，那么他如果不履行这责任，我们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要求企业履行。”
黄险峰告诉记者，9月份接到桑植县农民工的反映后，深圳市由主要领导牵头，已经召开过五次协调会。同时通过行政手段，对农民工劳动关系进行确认。目前已有33人的劳动关系得到了确认，并进行了职业病鉴定。对资料不全的则启动劳动仲裁程序。12月12号，深圳市仲裁部门对钟家泉等18人的劳动关系进行开庭裁决。钟家泉提供的证据显示，他于2006年3月20日转入深圳浩丰达爆破公司，然而浩丰达公司提交的答辩书认为，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
“只要说余功新、林长辉、林长武是不是你们浩丰达爆破公司，曾经在你们浩丰达爆破公司有没有挂过你们，浩丰达公司的说他刚刚进公司不清楚，我们现在先回去了。”
这里提到的余功新、林长辉、林长武都是包工头，钟家泉他们曾经跟着这些包工们挂靠在浩丰达公司工作过，面对农民工们的质问，浩丰达的负责人选择了回避。在一位农民工的笔记本上，记者见到了这样的记录，9月25抓住老板余功新，并去西丽派出所。记者打通了余功新的电话。
深圳风钻爆破包工头余功新：“记不清楚，不认识，你要他拿出证据来嘛，我现在在外地。”
记者：“你不认识钟家泉吗？”
余功新：“不认识。”
记者：“从来没有接触过吗？”
余功新：“没有。”
国家劳动保险部门曾于2005年发出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中指出，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工资支付凭证、花名册、工作证、考勤记录、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深圳劳动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桑植农民工只有证言这一项证据，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单凭此项来认定劳动关系。
“一个方面我们对这种农民工，这样一种受伤情形我们是感同身受，我们是对他同情，但是在具体处理上面还是必须按照用证据来说话，用证据来确认这部分事实如果仅仅凭感情，这样一种处理的话，缺乏证据的话，一旦产生行政争议的阶段，最后对行政机关不利，结果也是对员工的保护不利的。”
为何农民工的权益难以得到相应的保护？
到现在为止，这批桑植籍农民工中还有70多人的劳动关系还没最终确定。我们看到，尽管深圳市启动了相应处理程序，但劳动监察部门要调查并证明这些农民工的劳动关系难度很大。
目前相关的仲裁工作还在进行当中，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面对这些农民工们的无奈，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这些农民工的权益难以得到相应的保护？在深圳采访期间，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份，在受理湖南耒阳农民工投诉后，当地曾经对建筑工地风钻爆破工进行了专项检查，涉及公司22家，员工1555名，只发现一家爆破公司没有依法签订劳动用工合同。
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研员黄险峰：“如果是这个企业是这种在这个露天的，施工单位我们监察人员都会到施工工地去，逐个去数人，施工人员有多少，你报给我的人是多少，就是说工作，已经做细到这个程度了。”
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处处长董文红：”劳动合同签订率是98.2%，在全国应该算最高的城市了，在广东省是最高的。”
那么目前深圳风钻爆破工的状况如何呢，记者随机采访了一家建筑工地。这是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中兴通讯公司宿舍工地，这些粉尘弥漫的孔洞就是工人们施工的地方，工人们就是在这下面用风钻开凿岩石，再通过爆破层层掘进。工人们说，他们每天要在这下面施工八九个小时。
记者：“你们有没有提出来和他签合同？”
农民工：“前面提过一次。”
记者：“怎么提的？”
农民工：“就是要他签个劳动合同，买个保险，他没有答应。”
记者：“他为什么没有答应，怎么说的？”
农民工：“他说不可能，你在这干了多长时间了，干了半年，六月十八号出来的，半年了没有签合同。”
记者：“你们有没有提出要求签合同？”
农民工：“我们提出来过，但是没人签。”
记者：“为什么呢？”
农民工：“签了公司里面就要承担责任。”
记者注意到，工人们唯一的防护用具就是这个口罩，拧开口罩的透气口，起过滤作用的就是这薄薄的一层滤纸。工人们说，就连这样的口罩，也做不到定期更换。
工人：“有时候就是五六天，有时候二三天，这个说不一定的，他老板拿过来就换一个，没有拿过来，就根本没有换。”
记者：“最长的能用多长时间？”
个人：“最长的可能就是一个礼拜。”
今年下半年，北京大学等学校曾经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对深圳建筑工地风钻爆破工进行了专项调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张家界这是一百多人，一百二十多人，签约率在我们访问过程中间没有一个工人拿得出合同，所以我们只能说对这一批工人中间签约率是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那么当地卫生部门又是如何对这些场所进行监督管理的呢，深圳市卫生局拒绝了记者的采访。深圳市劳动部门负责人说，做为一项系统工程，风钻爆破工职业病的防范和救治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
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研员黄险峰：“实际上，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需要全社会，关注这样一个事情，每一个部门，包括企业本身，从自身角度去重视这个问题，才能够综合地避免这样一种现象。”
北京大学的卢晖临副教授则注意到，到目前为止，耒阳事件中的相关企业并未受到严肃处理。他建议，相关部门要从事前预防和事后问责两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半小时观察：
当我们关注深圳这群农民工的时候，世界上也有不少双眼睛同样在关注中国的工人。12月16日，美国《时代》杂志评出了2009年年度人物，中国工人作为唯一上榜的群体人物位居亚军，仅次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理由是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而登上《时代》周刊作为中国工人代表的就是深圳的农民工。无论谁都无法否认农民工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作用，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又常常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为什么用工单位敢于非法用工，甚至成为一个行业的潜规则？为什么他们的违法成本很低，工人的维权成本却很高？当中国的工人赢得世界尊重，他们中的一群人却在为诊治尘肺病而困惑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