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妹回忆任弼时：“我们和父亲相处得太少太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吴春威 任晓宁/北京报道

　　清晨，大雪初霁，79岁的任远志和老伴白世藻在家中看电视，一片温馨。

　　传达室戴红袖章的大妈说，自从夏天摔了一跤，有小半年没见着任远志下楼了。

　　“我是摔糊涂了，以前的事都记不住了”，任远志在回忆父亲任弼时的时候，经常重复着这句话。在父女相处的4年3个月16天里，只留下了点滴的记忆。但对当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任远志记忆犹新。

　　“可以这么说，从我认识我父亲到我父亲去世，一共有4年3个月16天。但其实我们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到一年，真是太少太少了。”任远志说，“母亲一共生了9个子女，有5个夭折或失散在革命战争年代。”

　　只有女儿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及儿子任远远(1995年因肺癌过世)，最终能在父母身边长大。本刊记者专访了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由她们将父亲任弼时的生平从记忆带到面前。

　　任远志：和母亲一起接受敌人审问

　　1928年10月，任弼时奉党中央之命到安徽巡视工作，不幸在芜湖南陵县被捕，后被解往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琮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

　　党组织立即组织营救，但出面的必须是亲属。“母亲从上海紧急赶往长沙。不料到车站时，当日的客车已经开走了。母亲心急如焚，她抱着刚出生的我大姐苏明，不顾一切地爬上一列拉煤的货车。秋天天冷风大，煤渣、小煤块时不时地甩向她们。”任远志说。

　　由于一路恶劣的环境，陈琮英和任弼时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因为不堪风寒引发高烧得肺炎而夭折了。

　　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去中央苏区工作，而陈琮英已怀胎十月无法长途跋涉随同前往。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分别，“父亲安慰母亲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远志吧！希望他(她)有远大的志向”。

　　1931年3月5日，任弼时离开上海，“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我便出生了。由于向忠发的招供，我才出生百天，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龙华监狱。”

　　任远志回忆说：“后来妈妈把这一段说给我听。当时她抱着我，别人审问她：你是不是共产党？她就说什么当不当，我东西都当光了。就这样，人家说东她道西，实在问得她没办法了，我妈妈就在我身上掐、拧，我就大哭大闹、大吵大叫的，结果闹得敌人没办法。审问的人就说家庭妇女，退堂。后来周总理和妇救会，想一切办法把我们救出来了。”

　　陈琮英出狱不久接到周恩来电报，让她立即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工作。她当机立断把任远志送回湖南老家，托付给54岁的奶奶照管。直到1946年7月，任志远才被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1933年，任弼时被派往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4年，弟弟‘湘赣’出生。这年8月，父亲奉命率红六军团向西突围时，把不满半岁的弟弟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全国解放后，陈琮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整个湘赣地区，也没有找到儿子。

　　任远征：在羊圈里出生的红孩子

　　1936年8月的一天，时任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任弼时，率部长征途经四川阿坝草原上，陈琮英将女儿任远征生在一户藏民阁楼下的羊圈里。

　　“母亲说，过了雪山，一条大河，刚过了河，挺累的，就想生孩子。她说，幸亏是过河以后，否则就没我了，身体很容易感染的。当时在藏民的阁楼里，上面住人，下面是羊圈，有一个楼梯，其实就是一根棍子，砍了几刀竖着就当楼梯了，很窄的，一般人都不好爬，她更爬不上去，就在羊圈铺了个油布，把我生下来了，是后来任职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璋接生的。”任远征回忆说。

　　由于当时行军条件实在太艰苦，任弼时对陈琮英说：“把孩子留给苗家兄弟吧！”红军战士闻讯后，坚决反对将远征留在苗区，争着要求背远征行军，这样，远征留下了。

　　任远征说，她要感谢贺伯伯(贺龙)。“本来都是要寄养的，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在长征前18天出生，说好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的，结果出发前发现老乡门上一把锁，没人，只好背着孩子走了，这样我们就都被带着了。”

　　长大后任远征还跟父亲开玩笑说，“你没把我扔那儿，不然我现在肯定就是藏族姑娘了。”

　　任弼时说，“别谢我了，你得好好感谢你贺伯伯，他们家那个要是扔在路上，你也得扔在路上了”。

　　73年后的今天，任远征仍然不知道自己出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有说在夏天生的，也有说在夏秋的，具体都记不清楚了。”广袤的四川阿坝草原永远隐藏了她的出生秘密。“2003年9月我还来过阿坝草原，特意来的，想看看自己到底是在哪里出生的，我只知道是阿坝，具体位置就不知道了，找了一个星期左右。”

　　任远征在一个地方看到红军纪念塔，底下一个雕塑，纪念红二方面军的，一个女红军骑在马上，抱着一个孩子。

　　“有人说，那个小孩不就是你吗？我觉得不一定是，因为我父亲当时所在的红二六军团，在长征生了3个小孩。我、肖克的儿子，还有吴德峰的女儿。”任远征说。

　　任远芳：用俄文写信“认识”父亲

　　1938年3月，任弼时受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陈琮英随丈夫远行。1938年12月8日，任远芳出生在莫斯科。1940年2月25日，任弼时结束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回国，把刚满周岁的小女儿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

　　任远芳说，“当时，我只有1岁零两个月，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包括嗷嗷待哺的婴儿阶段，我一生中与父亲共同生活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

　　1948年，当解放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后，任远芳开始和父亲通信。从那时起，父亲走进了女儿任远芳的生活。

　　1948年8月30日，不满10岁的任远芳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任远芳收到了爸爸的第一封来信。“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信中父亲告诉任远芳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了许多大胜仗，占领了许多大城市，并即将解放全中国，告知女儿“你的兄弟姐妹们已经团聚，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要进城，那时我们即可经常通信了”。

　　61年后，任远芳用了若干个第一次来回忆当时接到来信时的兴奋。“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父母钟爱的感觉，第一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有了家的概念。”

　　任远芳说，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

　　1949年12月初，组织上安排任弼时到莫斯科治病。“爸爸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这里，才可能接我去见面”。

　　1950年元旦，任远芳在国际儿童院老师带领下来到疗养院。“真正面对父亲时，我不但老躲着他，不敢接近他，并且连‘爸爸’这两个字都叫不出来。”

　　任远芳在父亲身边才呆了一天，就提出要回国际儿童院。父亲并没有舍得放她回去。“当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仅8天后，我就投入了父亲的怀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

　　不幸的是，此后不久，即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去世。

　　父亲“得罪”江青，任远志夫妇被捕

　　坐国民党的监狱时任远志还小，母亲在监狱里抱着她，坐了半年多，当时的情景只能听妈妈回忆。而“文革”期间的四年多监狱生涯，任远志永远难忘。

　　“‘文革中’，江青诬蔑我母亲是‘寡妇集团’的团长。就关了我和我丈夫白世藻。我妈妈、妹妹他们也想关，但是找不到理由。”任远志以“特务”的罪名被关了四年零八个月。

　　“我当时在解放军报社，正好我管一个车间。有一天，陈伯达和江青一块儿到解放军报社，我们车间的工人同志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就想跟江青提出一些问题，就把她给围起来了。后来我就去解围，解围以后她上了车，我还说请您代我问毛伯伯好。她突然停下车，把一个处长叫上去，她说任弼时、廖承志、李富春、贺龙都是坏人，任远志是特务。说我是特务，就这么一句话，他们就写了个逮捕证，半夜里他们翻墙过来把我抓走了。”

　　任远志后来回想，江青可能是很早就想整治自己了，“当年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我爸爸他们都不同意，后来同意了，但是加了一个条件，要求江青十年内不准参政。还有一次是在延安的时候，江青要买羊毛大衣、要用布做棚子挡太阳，当时我爸爸负责这些事，他没同意，他说前方战士连衣服都没得穿，你不要太那个了。”此外，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掀翻了桌子，最后由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

　　“他们整我的时候，让我去收拾一间房子，房子里摆了18瓶敌敌畏，我都数得清清楚楚。故意摆到那儿，故意让我来扫这个房间，看守员故意都不看着我，就让我去扫，这不是故意让我死吗？因为他们整了我半天，也没找到我的问题，我没反党，没反毛主席，他们就希望我自己喝一点儿敌敌畏死了，那就可以说是畏罪自杀。”

　　任远志和丈夫被关在德胜门外白庙，在监狱里每天吃窝窝头和咸菜，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有一点面条和米饭吃。

　　林彪外逃事件后，黄、吴、李、邱被隔离审查。得知这个消息后，白世藻在狱中给周总理写信，申诉自己被诬陷、被迫害的情况。周总理及时批复了这封信。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亲自派人到监狱里把白世藻接出来。“白世藻出狱后，才知道我也在监狱里，于是又写信给叶帅，为我申诉。”

　　1972年，任远志被释放。尽管重获自由，但任远志从60年代到90年代，都没有任何工作机会，一直到1992年正式离休。

　　任远志谈父亲：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

　　记得父亲当笑话讲给我的一件事。

　　一段时间，中央机关住在王家湾，父亲和周恩来的窑洞是里外间。清晨父亲起得早，常去营房和马号附近转转，为了让周恩来多睡一会儿而不受惊动，他不走过道，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洞的小窗，从窗口跳出去。

　　一天早上，他又从窗口跳出去了。周恩来醒来，看看窑洞门没开，以为父亲还在休息，便轻手轻脚地穿衣下炕。突然，要咳嗽了，怎么办，周恩来紧皱眉头，用手紧捂着嘴巴，急忙走出门去，直到距窑洞十几米处才低低咳出声来。不想咳罢抬头，正见父亲远远走回，两人相对一愣，即默然会意。

　　今天回想起这件小事，我只觉得父亲和周恩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的人。

　　任远志自述：三姐妹特别亲密

　　我们姐妹3人出生在战争年代，成长在苦难之中，很早就失去父亲，从小相依为命，感情一直十分融洽。远征生在草地，性格倔强，母亲给她起的小名叫“蛮子”，但她做事干练，心地善良，虽然她的职务比我高，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仍旧很尊敬我。远芳是从苏联回来的，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也许很难改变，好像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似的，说话办事单纯、直率，称呼我时，还娇嗲地“接接(姐姐)、接接(姐姐)”地带着俄文腔。两个妹妹对我都很好，有关家庭的大事，都征求和尊重我的意见。在我落难的时候，她们轮流帮我照顾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