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告别的2009年留下了这样一些热词：“躲猫猫”“欺实码”“钓鱼执法”……每一个热词背后，都记录了一次追寻真相的不懈努力。

　　在此起彼伏的争议声中，人们听见了遮掩和质疑、批评与肯定，也听到了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开放、多元、民主的足音。

　　见证：社会良知的健康力量

　　24岁的云南人李荞明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刑拘，十余天后死亡。警方声称，李荞明死于与同室在押人员玩“躲猫猫”的过程。最终调查表明，李系因被同室在押人员殴打致死。

　　杭州的“富二代”胡斌飙车撞死行人。杭州警方关于胡斌车速“70码”的表述，引发公众争议。此后，警方对数据失实进行了公开道歉。

　　河南小伙儿孙中界在上海因搭载一位声称“有急事”的路人，被有关执法部门认定为“涉嫌非法营运”而扣车。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最终为这起“钓鱼执法”事件，向公众道歉……

　　2009年，这些雾里看花般的事件一经媒体曝光，旋即掀起舆论的波澜。简单明了的起因，峰回路转的经过，穷追不舍的质疑，水落石出的结果，是这些公共事件的共有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说，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热点、焦点，不仅缘于媒体、网络的广泛传播，还在于事件牵涉公众利益，引发民众维权意识的高涨。

　　房宁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出现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人们的维权意识逐渐增强。同样的事件如果发生在过去，大家可能会表现得比较淡漠，不会像现在这样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认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权利。“躲猫猫”事件、“钓鱼执法”事件等，其实质是用虚假信息隐瞒真相，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但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播技术使信息隐瞒不再容易，并为公众了解真相提供了更多的渠道。

　　期待：政府执政的成熟姿态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这是2009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一再提出的要求。

　　与这样的要求相比，在2009年的一些公共事件处理中，与事件相关的公权力机构仍然显得比较被动。

　　房宁指出，无论是杭州的“欺实码”事件，还是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有关政府部门有的为了息事宁人，有的处置不够慎重。从根本上讲，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都是利益多元化社会下的矛盾处置难题。

　　房宁说：“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出于种种考虑，事情发生后往往选择‘捂住’，以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曹光章指出，在社会转型期，民众对自身利益的变动非常敏感，政府在社会利益的调整和分配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一些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在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方面做得不够，就会引起民众的不满。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会通过网络这一相对自由宽松的渠道宣泄出来。

　　2009年7月29日，网民lkd8227822在网上发帖反映粤北某市工商局“涉嫌滥用职权”。6天后，他的文章得到了回复，落款为“广东省工商局网络发言人”。这一事件被一些媒体称为政府部门在网络空间内的首次主动回应。

　　实际上，这并不是政府的应急之举。广东省工商局早在见到网民的发帖后，就开始着手调查，发布调查结果与网络回应几乎没有“时间差”。

　　房宁强调，应该肯定一些政府部门在应对公共事件中所作的积极调整。但是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部门必须具备更加开放和成熟的姿态。

　　呼唤：民主法制的健全机制

　　在2009年的公共事件中，从不缺乏民众的身影。但是这些事件主要是借助网络汇聚舆论的方式得以实现。

　　曹光章认为，“草根”的声音和力量虽然不可忽视，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许多非理性因素。

　　他举例说，在“躲猫猫”事件中，“网民调查团”直接接触了案件的实质性问题，并通过这种方式揭露了真相。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调查团”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也存有异议。

　　“我们应该通过有序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把法律转化为制度和程序，公众只需监督政府执法是否遵循制度和程序。”曹光章说，“这才是具有切实可操作性、并且可以普遍推广的维护社会公义的途径。”

　　房宁指出，媒体与公众所发挥的监督作用大多属于事后监督，就行政领域而言，关键在于完善相关制度，实现自上而下的有效监督，加强行政机构的内控。当然，这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体制的变迁逐步解决。

　　在周孝正看来，并不是一个、两个事件就能够推动积习已久的问题的解决。但这些事件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作用，让人民坚定了对社会进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