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便于考察与议事，国务院参事室分成10个专业性小组，每个参事根据自己的阅历、经历和专业，来选择组别。任玉岭本人在宏观经济组。2009年遭遇金融危机，参事室的经济形势跟踪组成立之后，他也应邀加入其中。根据国务院安排，2009年参事室还成立了教育改革调研组，他又被吸纳其中。“以小组为单位的调研，是有组织的调研。参事室每年都会确定一两个大型重点课题，进行有组织调研。教育改革就是2009年的重点课题。”

　　在参加教育改革调研组的活动中，任玉岭不断地发现问题，不仅写下了《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在中南海面陈温总理，而且还写了一份《教科书循环使用应当取消的建议》。“教科书循环使用的话，就会要求学校增加消毒设施、增加储藏空间，增加专门教师管理，给学校增加了很多负担。大部分地方都落实不了。我们国家有钱了，却要循环使用教科书，这完全没必要。政府部门用的纸也很多，为什么节约学生那部分？”

　　对于参事来说，很多重要的建议通常不是来自某一次调研，而是来自生活的日积月累。任玉岭身边的人，都是他的调研对象。开洗衣店的、打字的、当保姆的……这些老百姓的人生就是社会的一个又一个侧面。“普通人是社会的大多数，因为缺少话语权，他们的利益常被挤占，是不公平不正义的承担者。我们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解决好了他们的问题，社会才能和谐。”

　　参事的视角可以无限宽广。在任玉岭的资料里，收藏着他2003年写成的《关于修改收容法规规范收容行为的建议》：最近，发生在广州的“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致死”案，引起很大震动，正如许多专家、学者、网友议论的那样，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在收容遣送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当年下半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

　　“非典期间，我爱人在北大医院动手术，我看到病房楼道拐弯处就是处理医疗垃圾的地方，工人没有做任何防护。我本人过去是学微生物的，非常了解医疗废物携带病菌是非常危险的。”当时，任玉岭赶紧对工人讲，“你们一定要采取防护措施，做不好防护是要生病的”。从医院回到家后，任玉岭连夜赶写了一份《关于妥善处理医疗废物，改善防疫保健环境》的建议给总理。这份建议，总理批示之后，国务院法制办很快出台了《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为此，“我参加过两次法制办的讨论会，后来国务会议要通过这个法规的时候，还让当时的参事室主任崔占福同志列席了会议”。

　　写给国务院总理看的参事建言，是有一些特别要求的。

　　“一般来说，不要超过3500字。说清基本情况，再提出问题，罗列建议。”任玉岭透露，参事建言的结构一般就是“三部分”，“简单明了，节约总理时间。”任玉岭写文章的习惯是“手写”、“一遍成型”，给总理的建言，也是如此写就。当然，会请一位打字员整理成电子文档再上交。“打字员一边打字，我一边校对。”

　　用任玉岭的话说，“我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政协提案和参事建言是各有侧重的。相比而言，参事建言一般针对政府工作，要能够具体操作起来，快速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