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5日全校竞选日那天，他和“智囊团”抬着自己的大幅海报，到各个班级去“拉票”，一个在音乐方面有特长的“助手”，还带了一支长笛，走到每个班级，都会吹上一曲。

　　在演讲台上，他说出精心准备的演讲词：“一年前，我与今天一样，信心百倍地站在了这里，我落选了。但是今年我又来了，因为我不想错过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因为无论是对于我，还是你，无论是对于学校，还是中国，今天都是一个超越平凡的日子，因为在这样的日子里，一颗娇嫩的自由民主的种籽，已经植入你我的心中，并悄悄成长。”

　　他最终如愿以偿，在最后的全校投票中，获得了1120张选票。新任学生会主席工作很卖力，挑选了“很精干的内阁成员”、“整顿了学生会工作的风气”。他要求助手们每周都写工作计划，在每周例会上共同讨论。

　　黄浩芃的母亲，对儿子的学业多少有些担心。她希望儿子在“服务好同学”的同时，也能保持住现在“班上第三名”的成绩。毕竟，“无论学生会的工作做得多么好，最后能有好成绩，考上好大学，才是根本”。

　　但黄浩芃却对自己的未来很自信。他觉得，“在这所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用得上”。

　　“要鼓励学生成为公民，首先要保证他们能有一个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

　　当了近30年老师，陆平还是第一次被学生当面批评，而且还是在校长主持的学生会例会上，这让她“当时多少有些不适应”。

　　事情说来也简单：2009年12月最后一周，陆平主持的学校“公民养成中心”，接连举办了两场活动。学生们觉得这周活动安排过于密集，而上一周却什么活动也没有。于是，在每月末的学生会例会上，有学生会的干部当着校长的面，对此直接表达了不满。

　　按照会议的程序，接下来，陆平便向学生解释，原本安排义卖活动的第三周，恰好赶上初中学生的月考，为了不耽误考试，才作了这样的调整。并且，她向学生表示，“中心以后在安排活动的周期上，一定会注意频率和方式”。

　　作为每月一次例会的参加者，陆平直言自己“有压力”，因为“你不知道孩子在会上会说什么”。

　　的确，这样的会议已经举行了将近5年，在与会教师和学生们的回忆里，会议上的议题五花八门。从“室内球场的通风条件不好”，到“学校鱼池的换水不够及时”；从“教师拖堂，没有按时下课”，到“初三的课程过多，占用了学生社团的活动时间”；从“集会散会后的地面纸张无人清扫”，到“检查厕所卫生的学生，最好注意性别”，几乎囊括了学校日常管理工作各方面的细节。

　　最为“尖锐”的时候，学生甚至直接对校长本人提出了批评。

　　有一次开会，李庆明不断地接听手机，有学生便提出：“希望校长能够尊重我们，开会的时候不要打手机。”

　　李庆明只得放下手机，向学生们解释，刚才的电话，是为了去落实学生们提出的建议。但从此以后，他开会时都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这样的监督与批评，不仅仅发生在学生会的例会上，而且发生在许多更为大型的公共场合。在某次周一的早会上，有学生会记者团的播音员播报了一个小记者写来的稿件。稿件中称，上周的升旗仪式上，有几位老师在交头接耳，“希望这几位老师能够尊重国旗”。

　　更令人吃惊的是，记者团并非只会批评，孩子们“居然也懂得斗争策略”。在时隔一周的周一集会上，记者团的播音员又播报了一篇稿件，文中称，“在上一周的集会中，那几位老师没有再出现交头接耳的状况，这说明他们虚心接受了批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学学习”。

　　看着这些“小屁孩儿”们在参与公共事务时“严肃认真的大人样子”，陆平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搞笑”。

　　在她的记忆中，有这样一幕在成年人看来颇为有趣的场景：有一次会议时间延长了，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会干部，一本正经地看了看手表，然后举手说：“校长，会议的时间已经到了，你看我学习也很忙，我妈妈在外面接我，我能先走吗？”

　　但在觉得有趣之余，她也深切地感受到，在这所学校里，师生关系确实有了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改变”。她甚至会用“公民社会”和“臣民社会”的区别，来解释这种变化。

　　“以前的孩子很顺从，将就老师，而老师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不需要任何解释，”她说，“但现在不一样了，在公民社会里，我们也是为学生服务的，做任何事情，都要公开透明，让接受服务的人满意，这不是很好吗？”

　　而在李庆明看来，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正是他追求的教育目标之一：“我们要鼓励学生成为公民，首先要保证他们能有一个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鼓励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才是公民教育的应有之道。”

　　“这能让我体会到一种平等和尊重”

　　在深圳的教育界，李庆明是一个公认的“争议人物”。

　　在学校老师和朋友们的眼中，这是个“精力超人、多才多艺”的校长。他能用意大利语演唱“具有专业水准”的歌剧，还能画一手漂亮的铅笔画；上大学的时候，他的100米能跑出11.2秒的成绩，至今仍是那所高校无人能破的纪录。在学校里，大到各种规章制度的确定，小到校门口张贴的标语上的标点符号，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同时，他还兼任着一本全国教育类期刊的执行主编；一忙起来，这个50岁男人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在椅子上打几分钟的盹，又精神抖擞。

　　但在许多教育局的领导和同行眼中，这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在深圳教育界，他有着“疯子”，“狂人”的外号，每年，围绕着他的去留，都有诸如“死定了”、“马上就要被调走了”之类的传言。

　　自从2004年正式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以来，李庆明一直致力于“在学校上渗透公民意识”，他把自己的公民教育主张归纳为5点：公民人格完善、公德基本伦理、公益服务精神、公共事务参与和公理世界认同。包括“竞选月”和每月一次的学生会例会，都是他一手推行的。

　　但理论一转化为实践，就出现了种种在旁人看来“很难理解的行为”。引发争议的核心问题是，李庆明作为一个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长，“不去好好抓教学，却成天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5年来，只要没有特殊原因，每天早上7点20分学校开门，这位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并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

　　“我们总在说要尊重孩子，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但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孩子们直接感受到这种尊重呢？我觉得鞠躬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他解释道。

　　不过，一开始，学生们也很不适应，反应也大不相同。有孩子看到李庆明鞠躬，吓了一大跳；有孩子直接愣在门口，半天反应不过来；还有孩子看着鞠躬的校长，错愕地跑进学校里，连头都不敢回。

　　学校里的老师们也对这个新任校长的“出格举动”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写信到教育局告状，称校长在学校推行“日本式鞠躬”。哭笑不得的李庆明只能翻出《礼记》告诉教师，鞠躬礼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礼节。

　　即使是李庆明本人，在刚开始鞠躬时也很不适应。尤其是消息传开，引来了许多家长和路人围观，他一边鞠躬，一边心跳加速，“脸烧得通红”。

　　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鞠躬的校长，成了这所学校一道感人的风景。有媒体评论称：“近6年的鞠躬，他把孩子们的心鞠得纯粹了许多。”的确，已经习惯了校长向自己鞠躬的孩子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着对这个校长的尊重。

　　有一个低年级的小女生，经常在鞠躬之后，偷偷地往李庆明的手里塞上两颗糖，然后飞快地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