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希玛企业集团董事长何帮喜在投票。(资料图)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董事长徐顶峰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资料图)

　　中国青年报1月8日报道 “行贿巢湖市委书记3万至6万元，两企业家成了人大代表!”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接到安徽当地人士举报称，在安徽巢湖引起官场地震的“卖官书记”周光全案中，有当地两个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靠行贿周光全取得了省人大代表资格，还“升级”为全国人大代表。

　　2009年8月，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1995年至2008年，周光全在担任安徽省原巢湖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巢湖市委书记、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委主任期间，受贿人民币417万余元、美元8.61万元、购物卡(券)4.3万元及名贵手表、纪念币等等。另外还有人民币240万余元、美元7万多元、港币9.9万余元、欧元4260元的财产来源不明。

　　随着周光全案被查处，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2009年5月，已是巢湖市副市长的彭蓬、吴晓天以及时任巢湖市居巢区区委书记的倪进玉等均因向周光全花钱“买官”被免除职务。

　　这位人士称，让人意外的是，媒体报道中多次提到的周光全任职期间“亲自安排”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至今仍占据着这一光荣而神圣的资格。

　　他在举报信中质疑，“靠行贿得来的人大代表资格，是否能继续参加人大会议，是否能为社会带来公正?”

　　行贿事实进了判决书

　　在来信中，这位人士称，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上认定的行贿人名单显示，共有36人向周光全行过贿。

　　在这36名行贿人员中，有17名党政官员，19名民营企业负责人。最引人瞩目的，是这19名民营企业负责人中，有两名来自巢湖市无为县农民工出身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何帮喜、徐顶峰。

　　2010年1月7日下午，记者从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查询到这位举报者提到的刑事判决书，在这份编号为“(2009)宜刑初字第13号”的判决书中，何帮喜为获取人大代表资格行贿的经历赫然在目：

　　2000年，周光全带队到北京招商时与无为县在北京创业人员何帮喜相识。其间，何谈到准备回家乡投资，周表示欢迎。

　　2001年年底的一天，何帮喜到周光全家以看望周母的名义，送给周5000元人民币，并请周对其2002年回来投资，搞地办企业给予关照，周答应。

　　2002年9月29日，何帮喜在无为县注册成立了安徽希玛伟业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同年10月，何帮喜以扩大企业知名度为由，请周帮忙将其推荐为全国人大代表，周答应。

　　经无为县委常委研究，确定何帮喜作为农民代表候选人初步上报市人大、市委组织部进行考察，并于2002年11月26日至30日公示，征求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意见。

　　同年12月2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何帮喜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后经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何落选，但当选为省第十届人大代表。为对周光全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希望继续得到周的关照，何帮喜于2003年5月的一天，在北京送给周4000美元。

　　2003年9月的一天，何请被告人周光全为其在北京的保龄球生产基地迁到巢湖，需要征地之事给予关照，周答应。同年9月，周光全与何帮喜以及时任巢湖开发区主任徐某等人出国考察，在上海浦东机场，何送给周2000美元。

　　出国期间，周光全要求巢湖开发区主任将何帮喜的保龄球生产基地争取到市开发区。关于地价问题，巢湖开发区主任提出每亩地的土地出让金2万至3万元，何帮喜提出180亩地，土地出让金200万元;为此，双方僵持不下。后周光全要求巢湖开发区主任为留住名牌企业，按何的条件办。

　　2003年11月18日，巢湖市开发区规划土地局与何帮喜签订了180亩土地(200万元土地出让金)转让合同。何帮喜为表示感谢，在2005年、2007年春节期间，各送给周光全3000元人民币。

　　何帮喜证词也承认，周为其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等方面提供了帮助。

　　与何帮喜相比，另一位被举报者—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顶峰的大名甚至直接出现在新华社对周光全一案的报道中，并位居行贿者被点名的榜首。

　　在判决书的第43至44页，对这位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曾经行贿的经历的描述同样清晰可见：

　　2002年12月2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确定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顶峰为省十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后经巢湖市一届人大代表选举，徐顶峰当选省十届人大代表。为感谢被告人周光全的关照，并希望与周处好关系，徐顶峰于2003年春节期间的一天，到周家送给周5000元人民币。2004年和2005年春节前，徐顶峰到周光全家，分别送给周6000元人民币和1万元人民币;2005年暑假期间的一天，徐顶峰请周帮忙让其侄子上好学校，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的周光全要求时任芜湖市市长帮助徐顶峰亲戚的小孩就读好学校。2006年和2007年春节前后，徐在周家分别送给周6000元人民币和5000元人民币。

　　风波之后光环依旧

　　这位举报者就此提出质疑，两位民营企业家是怎样从安徽省第十届人大代表变成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呢?

　　当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2007年4月，周光全调任安徽省第十届人大常委、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委主任，直至2008年6月被免职，而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于2008年3月和2008年1月任期届满，换届选举正值周任职省人大期间。

　　记者调查发现，从周光全案宣判至今已经过去了近5个月，但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两位人大代表受到任何影响。

　　2009年1月7日上午，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安徽省人大官网首页“人大代表”栏目中发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团实有代表113名，何帮喜与徐顶峰分别位列其中。

　　在简单的代表信息中，47岁的何帮喜与41岁的徐顶峰似乎有着很多的巧合，同为安徽省无为县人，都是大专学历，所学专业都是“经济管理”。

　　何帮喜的名字还同时出现在了安徽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巢湖市代表团中，这份名单中总人数仅有47人，无为正是巢湖市的一个下辖县。

　　一个细节足以看出“这一光环”的现实意义。徐顶峰的企业新亚特集团网站集团介绍栏中，对于公司董事长徐顶峰给出的推介信息只有两项：安徽省青联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没有人知道“人大代表”的光环带来了多大的经济效益，但一个事实是，两人的生意的确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新亚特集团网站上，对于企业发展有着脉络清晰的表述，这包括从2001年开始不断有省级以上领导造访，被评为中石油优秀供应商，以亿元计算的投资大手笔连年出现，在国内主要市场建立直销办事处，不断以百亩为基准的征地扩展。

　　草根奋斗史

　　更大的相同也许在于两人草根出身而最终跻身社会知名企业家的奋斗史。

　　合肥市一位媒体记者介绍，在省内跑时政新闻的记者对这两位人大代表都十分熟稔，自己也曾多次采访过两人。

　　他的讲述大致还原了这两位成功者的“艰辛历程”：

　　“昔日揣着120元闯北京的打工仔，今天成为拥有上亿身家回馈乡梓的企业家。”这位记者说，很多媒体在对何帮喜的报道中，开篇之语常常是这段充满反差的人生浓缩。

　　上世纪80年代，何帮喜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学会了木工手艺。

　　1987年，他怀揣着仅有的120元以及赖以谋生的斧头和锯子，只身来到北京，从打短工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

　　1988年，何帮喜开始帮人制作台球桌，两年后与别人合伙办了家生产台球设备的体育用品公司，挖到“第一桶金”。

　　1996年，他敏感地捕捉到国内保龄球热的机会，投资4000万元，在北京大兴大庄工业区创办北京希玛保龄球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并在短短几年内使“希玛”成为国内顶级品牌，将韩国、日本同类企业从中国和亚洲的部分市场挤了出去，而今销售收入早已过亿元，并且向多个产业发展。

　　徐顶峰的创业之路同样传奇。

　　1989年，时年20岁的徐顶峰大专毕业，毅然放弃了进入机关事业单位的机会，到一家乡镇企业当了一名营销员。

　　1991年，徐顶峰大胆地承包了巢湖市无为县电力器材厂。次年，他又自筹资金创办了无为县特种耐热电缆厂。

　　十多年艰辛打拼，而今徐顶峰将一个年产值不过几十万元的小厂，发展成为一个年产值超过10亿元，拥有资产8.8亿元的现代化企业集团。新亚特电缆集团连续多年被评为安徽50强民营企业，2008年更登上《福布斯》杂志“最具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排行榜，位居第37位。

　　“两人的口碑都不错。”这位媒体人士介绍，每年两会，两人都会出现而且带来的议案也很有分量，还浸润着“草根情结”。例如，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何帮喜谈得最多的就是“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问题，特别是失业农民工返乡后的生存状态”。

　　关于徐顶峰的介绍中，也都会提到他修建希望小学、修缮家乡水泥路、捐赠英烈补助基金，以及资助贫困农民、伤残军人时，“都会慷慨解囊，真金白银地把钱拿出来”。

　　“他们能代表谁的利益呢?”

　　巢湖市的一名企业家认为，随着企业的扩张和财力的增强，很多民营企业的老板，对参与政治的愿望日益强烈，这客观上是一种进步。但采用不光彩手段获取政治“光环”，担任各种社会职务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这无疑“走了调、变了味”。

　　在这位企业家看来，人大代表是一个神圣的“头衔”，肩负着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重要使命，容不得半点含糊。但是，靠送红包、礼品等行贿手段得到的人大代表资格，不仅严重贬损了人大代表的形象，而且其履行职务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他们能代表谁的利益呢?”

　　这位人士分析，“人大代表”光环的放大效应十分明显，“而且市级以上的影响力更为广泛”。

　　一是可以拥有发言权。一些老板代表为了本行业利益，在人大会上可以更加充分地展示本领域的重要性，这多少有利于政府决策对该领域的政策倾斜。

　　二是可以获取政治名誉。人大代表的光环使得他们从事商业活动似乎更有“信誉度”了，由此带来了无法衡量的巨大隐性价值。“我的很多企业家朋友递出的名片上，人大代表这一信息经常被格外凸显，而这只不过是比广告更具诱惑力的身份‘名片’。”

　　三是为企业经营进一步打开方便之门。人大代表对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的监督权，明显会使一些政府官员、检察官、法官在与他们打交道时多几分忌惮。有的民营企业家甚至利用自己的人大代表身份干预法院办案。民营企业家身份的人大代表一多，连法院院长也怕三分，因为法院院长的选举、罢免由人大代表表决。同时，借助人大代表的身份，更方便找政府领导及其相关部门争取项目，把企业做大做强，因为这与发展地方经济，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很合拍。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介绍，事实上，私下里有很多行业内的朋友都认为，在安徽多个地区暴露出来的人大代表行贿并非个别现象，不仅是周光全案，早在阜阳王怀忠案中，就有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通过行贿得来的。但在具体处理中，只看到对卖官者或买官者的处理，很多甚至还见诸报端，而对通过行贿得到的人大代表资格予以中止的，却从没听说过。

　　记者查询到的一则信息别有意味：2008年1月24日，安徽省两会召开之际，《安徽日报》在题为《省十一届人大代表抵达合肥》的报道结尾，有着这样一段记录：“从北京归来的巢湖市代表团何帮喜代表为家乡的飞速发展感到自豪，他表示，一定全力履行好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为安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建言献策。”

　　“使用非正常程序的手段试图达到的目的，通过正常程序进行了漂白，这背后会改变些什么呢?”这位自认尚有几分书生意气的企业家对此充满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