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等“左”的意见一提出来,遭到了红3军团干部的强烈反对,黄克诚说:“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同志脱离群众,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个别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处死的办法来对待。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十分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

　　彭德怀听到这些问题后非常气愤。特别当听到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说原来红3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时,大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红3军团的问题引起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注意,中革军委派罗迈(即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了解情况以后,在一次行军时对11大队政委王平说:“反映的情况不太对头。”他给原红3军团的干部逐一作了结论,认为3军团的干部年青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算是给了红3军团官兵一个历史的交代。

　　然而,尽管有黄克诚、王平等红3军团的干部不断地抗争,红3军团干部在整编中还是受尽了委屈,以黄克诚、张爱萍、王平、邓国清和管理科周科长等人为代表。

　　黄克诚是受压制的代表。由于他反对在整编时进行纪律整顿,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部队开始整编时,上级拟派我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当时有位领导同志(一军团的,可能是罗瑞卿)说我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一贯右倾,不适合作领导工作,因而作罢。”最后改任政治部保卫局下面一个有名无实的军事裁判所所长。

　　张爱萍是被撤职的代表。据他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记载:长征后期,张爱萍任政委的3军团红13团划归1军团建制。一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由于红13团驻扎地离会场远些,张爱萍带人进会场稍晚。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张爱萍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什么你们你们的!”张爱萍一听就火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于是,他脖子一梗,反问道:“是以先到为准,还是以表为准?”两个人当场就干起来了。当时,毛泽东、朱德都坐在主席台上。很快张爱萍就付出了代价。从会场回来后,军团就打来电话,要调他到军团政治部工作。张爱萍问去做什么,对方回答当统计干事。张爱萍撂下一句“要撤老子就明说”的话后,就把电话筒给摔了。但是命令是不能违抗的,张爱萍带了匹马和一个警卫员就到军团政治部报到去了。王平50多年之后说:“在干部安排使用上原红3军团的同志是有意见的,如把熟悉3军团部队的一些干部调走,像张爱萍这样有能力的被安排到军团政治部当干事……都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