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珍死后的那个星期三晚上，沈岿教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都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来遏制这类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

　　起初，我们想拉上几个外校的同行，但考虑到联络比较困难，就在北大法学院里找了3位志同道合者。我们又找了4个博士生——其中2人研究宪法、行政法，2人研究民商法。我当时提出，不要从理论上讨论制度之间的抵触，作为法律学者，我们必须直接指出具体的法律条文间的抵触。

　　沈老师给我打电话的第二天，我在央视做了一期节目，我取名《拆迁之死》，分析唐福珍事件；后来又做了一期。“拆迁之死”有双重的含义：一是一个生命永远地消失了；二是某一种错误的制度安排也应该死亡。第一层含义的背后，是第二层含义。

　　12月7日，我们通过特快专递把《建议书》寄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

　　记者：媒体报道中经常采用诸如“北大五学者‘上书’全国人大”的标题，据说姜明安教授对“上书”二字很不高兴，认为公民给全国人大提建议，不应用“上书”这个带有低人一等意味的词来描述。

　　王锡锌：上书，是个“臣民”的概念；而我们今天宣扬的，是“公民”精神。《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立法法》第90条规定公民“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

　　但回到现实生活，现代观念与政治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庙堂与江湖并存，我觉得没必要过分在乎。

　　记者：这些极端个案为什么会发生？

　　王锡锌：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竞争，而且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拆迁方的法律依据是《拆迁条例》，被拆方的法律依据是《宪法》和《物权法》。作为研究宪法、行政法的学者，我自然就会想到：是不是制度之间的冲突已经相当厉害？

　　记者：那是不是真的有冲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