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京举行,展示自主创新成果,激励创新热情。
高校历来被视为创新精神的承载地。近年来,中国名列前茅的大学都在争创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到2008年,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但是,创新能力与国外一些高校相比,我们还要有更多的改变与提高。
大学的创新体制与创新教育需要哪些改变?专家学者们以各自的体验与思考给出了一些分析。
项目经费:钱要花在刀刃上
“在国内,由于纵向科研经费在管理政策上的限制,一个项目花在学生和老师身上的人头费不能超过15%。剩下的经费大多数只能用来买硬件设备,结果只是养肥了国内外的设备商。”上海交通大学密歇根学院院长倪军通过具体的比例,指出国内有些大学的科研经费并没有花在刀刃上。
目前中国高校科研资金来源一般有两种途径:纵向资金和横向资金。纵向资金由国家直接下拨,用于重大科研项目。横向资金则更多来自企业,用于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国家下拨的纵向资金虽然不少,一个项目动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看起来不差钱,但纵向科研经费由于受到严格的政策限制,用于人员聘用和劳务费的比例很小。“比如在美国,科研经费的70%到80%花在了给博士生、助教发工资上。”倪军教授说。
最近10年,国家对高校进行了大量投资,漂亮的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图书馆等拔地而起,实验室内都配备了现代化计算机和先进设备。在很多硬件方面,有些国内的一流大学胜过不少国外的一流大学。但是,我国校园设施在为学生服务的软环境上还有差距。“在海外的高校,评估一所大学图书馆的好坏,关键就是看师生的利用率。像密歇根大学有24个图书馆,开放时间都很长,有半数的图书馆24小时开放,每周开放7天。哪怕在圣诞节和新年,都有个别图书馆保持开放。办图书馆就是为广大师生提供服务和方便,使师生能随时获取信息。而国内大学的图书馆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开放的时间较短,馆内有的地方还设禁区。有些实验室利用率也很低,先进设备购进来后就被搁置在一边,担心被使用坏。”倪军认为,创新的主体是老师和学生,最应该花钱培养、最应该激励的是老师和学生,而不是校舍,不是设备。
师资评价:重数量更要重质量
一位在国外做完博士后回国任教的青年教师,对国内大学奖励教师发表论文的做法感到不解:“这样写论文的目的很可能就变成了经济利益的驱动,而不是纯粹出于学术兴趣了。”在国内考核老师学术水平要看发了多少论文,出了多少著作,不尽合理的评价体系,导致不少学人为了名利不惜抄袭造假。
在海外一些大学,对老师的考核体系有所不同,不仅看文章著作的数量,还要看文章的质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回忆说,“从前我有一位同事,他从事的是一部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注释工作,工程巨大,花费了十几年。虽然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他的出版成果,但所有的同行都知道这个工作的价值,非常尊重。因此他被破格评审,尽管当时还没有多少文章发表,但他仍然获得了名校的终身教职,后来这部著作出版后,果然成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如果按照中国的考核体系,这位教授多年没有一篇著作文章问世,很难在学界立足下去。”
倪军指出,海外大学对老师评价体系更多元化,“首先是看老师对教学贡献的大小,培养出学生的质量。再看科研贡献大小,并非项目大贡献就大,而是看科研的影响力、创新成果、论文著作的发表以及综合能力评价。比如在美国,还特别看重教师参与社会公益服务的经历。比如担任了某个国际学术杂志的主编,某个学术会议或论坛的组织者。同时,来自同行的评价也很重要。”
学生培养:“原材料”不错,加工要改进
在多年执教中美大学的生涯中,倪军教授发现,中国前10名的高校生源一点不比美国前10名学校的差,但是到了毕业时,两者却有了差距。“美国学生解决问题、创新思维的能力强,中国学生基本功好,知识掌握扎实,但是创造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对较弱。”
追问其因,倪教授认为,国内教育以知识传授为主,课堂上老师授学生听,而海外的高校更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讨论,甚至很多时候老师不懂的问题,也和学生一起探索,没有唯一的答案。这对培养学生独立批判性的思维大有好处。
旅美学者薛涌教授回忆求学经历时说:“美国的大学强调‘讨论班’(seminar)。讨论班中,老师不过是个主持人,不停地提出问题,引导讨论的深化。学生死读书不行,因为很少有人问你书上讲了什么。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读了一样的东西,能拿出什么新东西来?有没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指出作者的缺陷?能否在作者的研究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指出深化研究的路径?而大家品头论足的许多是名家名著,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对学术大师的不敬。但在美国大学的讨论班上,这是常规的期待。“一句话,把所有本事都使出来,创造一些别人没有的思想。”
倪军认为,中美两国一流大学的“原材料”(学生)都很好,但加工出来的“产品”(毕业生)有差异,这主要是加工方式上出了问题,因此中国对学生的教育方法还应有所改进,多增加一些启发式的教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科研方式:大梯队与小团队应结合
对于中国高校的科研方式,倪军也有所观察与思考。
他认为,由于国内的科研项目往往都是“自上而下”的大项目,资源分配非常集中,而且都是由一个教授加上一群副教授、讲师、博士生组成的大梯队。一些年轻“海归”回国后由于缺乏独立开展科研的条件,只能依托有实力的教授,加入大团队,科研的自主性有所下降。
在国外的高校,研究方向可以选择从个人的兴趣出发,自由组合团队,比较容易获得经费。每一位教师无论职称高低,都可以独立承担科研项目。“比如,在美国科研都是小梯队,60位教授以不同方式排列组合,可能形成60个甚至100个创新研究小组,形成100个创新点。这就是‘自下而上’的项目确立方式。”
“以国家目标导向为主的创新模式,能解决具体问题的创新,协调各方面力量以达到某些技术目的,非常具有针对性,也能有效地完成任务。而以个人兴趣驱动式的创新模式,有非常广泛的知识创造机会,虽然结果未必马上就能应用,但是宽松的创新环境有可能产生非常有影响的发现,对未来创新人才的培养也很有效果。”在倪军看来,高校应该配合国民经济在最需要的领域打“攻坚战”,但是知识和思想的创造有时还不能太“着急”。“科研应该以重大目标与个人兴趣驱动、大团队与小团队的知识创造模式相结合,这样创造出新思想的机会也许更多。”(记者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