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与缺乏制约、监督并拒绝“被驯服”的公权，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消长，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呈现一种高发态势，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用官方的说法就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2009年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有的地方甚至在重复犯错，没有长进。

　　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总结经验，培训干部，防范类似恶性事件发生。但是，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却几乎是“瓮安事件”的“翻版”，瓮安是女中学生意外死亡，石首是饭店厨师意外死亡，结果都“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酿成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

　　从表象看，当前的社会矛盾触点很多，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保维权、劳资纠纷等都是热点领域，各种矛盾冲突层出不穷，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从总体上看，当前的社会矛盾实质是利益冲突，绝大多数都是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利益个体自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唤起政府的关注，使自身利益能得到政府的确认和保障。

　　但从根本上讲，当前社会矛盾的纠结点在于——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与缺乏制约、监督并拒绝“被驯服”的公权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博弈。这两者力量的对比与消长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能理解为何当前社会矛盾的敏感性、关联性、对抗性及破坏性正在不断走强。

　　当前“公权”与“私权”的两端对立与暴力博弈，在城市拆迁领域尤其表现得淋漓尽致，将之比喻为“拆迁战争”也不为过。

　　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土地价值倍增，由此带来的巨额出让金、财政收入以及房地产业拉动的GDP增长和官员政绩，使一些地方实际上形成了“权力+资本”的自利型政治集团，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巨大魔力让他们欲罢不能。

　　而拆迁户插国旗、扔燃烧瓶、点煤气罐，甚至举火自焚以命抗争都不能阻挡推土机摧毁家园，还可能因“暴力抗法”进班房。在法治社会下，类似拆迁的利益冲突完全可以由司法途径获得解决，但现实社会中，法律在公权力面前显得软弱，私权的保障也就无处落实。

　　在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类似于“山寨王国”，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在自己的辖区内主宰一切，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有了“权力通吃”的底气，掌握公权的人当然不愿意与他人协商，更不可能让渡利益，达成妥协。

　　而另外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互联网在我国迅猛发展10余年来，民众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普遍觉醒，摆脱了臣民对人的依赖，摆脱了市民对物的依赖，摆脱了人民的敌我二分法，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热情高涨。一些地方的执政者如果意识不到，或者抗拒这样的时代变化，那么社会矛盾的对抗性及破坏性只会越来越强，可能陷入“不走到绝路决不回头”的历史陷阱。

　　让人担心的是，在近来的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中，无论是掌握权力的基层官员，还是维权的普通民众，对在法治框架内解决矛盾冲突都缺乏信心和耐心，造成两端对立，难以达成社会契约。大家似乎都觉得唯有暴力、国家机器等强硬手段才是解决问题的“特效药”，而曾被大家称道的重庆处置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对话——协商——妥协”模式如同昙花一现，始终未能成为主流。

　　比如2009年发生的“通钢事件”，愤怒的国企职工直接将入主的民营企业总经理殴打致死，这种仇恨的宣泄与极端情绪其实是企业改制问题的总爆发。长期以来，企业改制中职工诉求渠道不畅，“被剥夺感”、“被忽视感”成为工人的集体意识。在上访、护厂、堵路等手段已经让社会麻木，引不起重视后，工人的行为必然趋向于极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暴力化的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