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点”(touchspot)，即是敏感点或“压点”，一碰就能够感知到，甚至作出一定程度的反应。引入这个生物学上的术语来分析社会矛盾，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矛盾认知的深化。当前的社会矛盾的确敏感点多多，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环节似乎有“火星四溅、一点就着”的苗头。

　　但也要看到，无论矛盾如何交织和复杂，当前我国社会仍然符合中央判断的“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阶段性特征。总体上说，社会矛盾仍是发展中的矛盾，是可调处的、可解决的，关键是找到化解风险的办法。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需要警惕以下“五大不公感”诱发大的社会事件：一是分配不公感；二是机会不公感；三是起点不公感；四是参与不公感；五是话语权不公感。

　　这些不公感的情绪如果长期积累，就会降低人与社会、民众与党和政府、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度，甚至受这些情绪左右，进而让一些孤立的、个体的、局部的矛盾演变为大规模、群体性的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损害。

　　从当前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来看，起因往往都很简单，甚至是一个民事纠纷，根本谈不上是社会矛盾，但最终却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性事件中的情绪因素要大于矛盾纠纷本身，一些参与者甚至是凭着感觉走到了事件当中，在情绪的发酵下积聚了破坏的力量。

　　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从过去的静态变成了现在的动态。比如当前社会客观上存在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由于体制不同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差异，加剧了社会心态的分化。例如在机关退休的人员，比在企业退休的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要高，尽管国家已经多次上调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但差距还是很大，因此企业人员心中存在一定的情绪，生长不公平感。

　　另外，垄断行业的高福利与其他行业形成鲜明反差，带来的是不同行业之间的不公平感，等等。当情绪从个体蔓延到群体，从一个群体蔓延到关联群体，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必然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和一定的对抗性，一旦矛盾转化为事件，其带来的破坏结果也是严重的。

　　政府方面应该看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各群体最容易形成的共识。党和政府也一再强调，必须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护权益本身不是社会矛盾，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群体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但从具体情况看，“维权”过程的确又容易产生矛盾，或用激烈的方式来体现。

　　比如，环保与发展客观上就是一对不太好处理的矛盾。反映到社会领域，常常是群众为了保护环境不让上新项目，尽管项目通过了环评，但当地群众担心环境受到影响仍然不同意开工，政府如果强行上马就容易引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对抗，这个矛盾已经多次表现出来，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这个类型的矛盾容易是跨地区、跨群体的。但从根本上说，这类矛盾是可调和的，关键是处理的方法要得当，处理的程序要透明。

　　防止群体性事件升级的好办法，是尽快查清真相，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果断区分善意和恶意，善意表达要引导解决，恶意破坏要坚决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