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经专家考证，此墓志主人为后赵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后赵距离曹操去世时间不过百年，专家揣测“魏武帝莫非就是后汉时期的曹操”。

　　不过，那座最初仅仅被称为“东汉墓”的大墓并未引起考古界太多重视，却引来了一拨又一拨盗墓者的兴趣。2008年初秋，“东汉墓”再次被盗，有关部门追回一块颇具文物价值的“画像石”，引起了考古专家的重视。后经过多方运作和努力，2008年12月12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省文物考古人员正式对“东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一年后的2009年12月13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史专家梁满仓、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专家郝本性等10多位专家通过对已出土文物进行研究和论证，最终认定安阳西高穴村“东汉墓”为曹操高陵。

　　西高穴村一夜成名，但针对曹操墓真伪的质疑声也随之而来。

　　在众多的质疑声中，来自河北邯郸和安徽亳州方面的质疑引起了媒体的深度关注。其中，邯郸与河南安阳隔漳河相望，同为历史文化名城，此前，该市下辖的磁县讲武城乡以西和时村英乡中南部，与本次宣称发现曹操墓的河南安阳安丰乡，共同被曾任该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员会主任的刘心长圈定为曹操墓可能所在地。而安徽亳州为曹操故里。

　　更多的舆论认为，安阳高调宣布发现曹操墓和邯郸、亳州提出质疑的背后，都代表了当地的利益诉求。毕竟，曹操墓的发现和开发或将对当地的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起到巨大带动作用。而来自南开大学的历史学者裴钰经过测算给出的“一个曹操墓每年给安阳带来的旅游收入将在4.2亿左右”的判断，更是让人对帝王陵墓经济的发展充满想象。

　　“一部《三国演义》让曹操家喻户晓，曹操墓的旅游价值并不在秦始皇陵之下。”裴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陵墓保护的资金困局

　　也正是考虑到曹操墓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更多舆论观点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进行曹操墓发掘背后的商业逻辑，称曹操墓开发的背后是“政绩工程”、“利益驱动”、“活人赚死人的钱”、“又一个周老虎”。

　　“商业开发和文物保护并非对立，都是文保工作中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只有具备系统科学的开发规划的文保项目，才符合现代人文主义的要求，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文保规划。”裴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中国目前的文物保护投入体制下，对于文物工程的开发规划更显迫切和必要。裴钰给出的例子是，甘肃省有各种不可移动文物13284处，其中国家保护单位22处，省级保护单位446处，市县保护单位2950处，合计各种保护单位3418处。但该省每年固定的文物保护经费只有100万元，平均每处292.5元，杯水车薪，文物保护与管理难以为继。

　　又如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拥有馆藏文物40余万件，由于受场地、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只有极少部分才能与游客见面，加之资金缺乏、设施陈旧、维修不力等原因，导致了文物损坏的例子很多。

　　与甘肃和洛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下称“成陵”)，到2007年，成陵旅游区开发和陵园保护、修缮、建设的总投入已经达到7.8亿元，成陵占地面积由1.5平方公里增加到10平方公里，控制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其中陵园占地面积比开发前增加了一倍；文物古迹的修缮陆续圆满完成，文物景点由开发前的14处增加到27处。

　　成陵在2001年启动开发，当年农牧民人均收入只有2500元，成陵开发6年后，即2007年，当地农牧民收入已经达到6287元，增长了151%。

　　“没有产业开发‘输血式’的支撑，成陵的文保不可能做得这么好。帝王陵墓商业开发所释放的民生效益之巨，可见一斑。”裴钰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有一个判断：“(文保)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为保护对象的财产的所在国却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在裴钰看来，这个判断符合中国文保的现状，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第三世界国家，仅仅凭借国家财政不足以支撑整个文保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