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广东省人大会议座谈会上，多位代表力主财政预算向社会公开。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辛瀑直言：“预算已经不是秘密，既然可以向人大代表公开，建议广东先行先试，将全省预算向社会公布。”

　　推进预算公开，是公共预算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前提。常见的腐败、浪费，其制度根源都可以归结到预算不公开上。预算公开与否，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突破口。预算民主的意识，近些年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在广州、深圳等地，还出现了致力于推进预算公开的民间组织。在各级“两会”上，作为重要议程的预算审议，也正由形式接近实质，预算报告越来越厚，追问越来越细。

　　民主监督，监督政府怎么花钱是一个重点。因此，在预算公开上“较劲”，是人大代表们代表民意发声的职责所系。

　　可喜的变化是，2009年，应市民组织的要求，广州市财政局率先将各部门预算“晒”到网上；在深圳、北京等地，详细的预算公开，已经“到达”人大代表层面，两会上的预算报告“大本”越来越沉，越来越全；从今年起，北京的预算报告告别了“保密”状态，会后人大代表还可以带回家，不再“追回”。

　　不过，预算公开的力度，还远没有达到公众的期望。发给人大代表的预算报告还不够详细、易读，留给代表的审议时间和空间也还比较有限；更重要的是，预算报告直接向社会公开，还未真正破题。

　　预算公开不应止于人大，还应直接向社会公开，直接面向公众。公共预算，需要经过人大代表审议，更需要接受公众监督，这是对公民知情权、监督权的尊重，也是预算民主的核心程序。有公开才可能有监督，公众的“围观”和挑刺，也是对人大监督的声援和补充。

　　预算向社会公开，技术上并没有什么障碍。比如在广州，不是说公开也就公开了吗？除了网站的瞬时点击量过大，需要增加容量之外，并没有多少技术难点。在其他地方，既然能向人大代表提供“足本”的预算，就能放到网络平台或通过媒体发布。其实，在北京等地，如果有更加负责的人大代表将其放在网上，从纪律和法理上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不面向公众公开，目前有一个理由是说公开“于法无据”。比如面对人大代表的呼吁，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就回应说，是否向社会公开、如何公开，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国家正在进行《预算法》的修订工作，届时广东将依法执行。其实，预算公开是基本的执政伦理，也并非无法可依。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才是特例。部门预算是最重要的政府信息之一，一般也谈不上“国家机密”，没有多少理由不公开。至于如何公开、通过什么途径公开，由于时代所限，现行《预算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更没有规定不公开。由此看来，地方完全可以“先行先试”，没必要坐等新的《预算法》公布。

　　其实，预算公开的主要阻力，还是落后的执政思维和利益羁绊。公开引来监督，自然很容易被发现问题，自信如广州，就被发现了一些机关幼儿园拨款数千万等问题，甚至小到身份证工本费，也被人大代表“抠”出来。至于群众反映强烈的“三公”消费、项目腐败、政府采购猫腻，在预算公开下将很难遁形。或许正是这些“弊端”，以及公开后出现的监督压力，让某些心虚的官员视为畏途。来自政府部门内部的抵制，才是预算完全公开的最大障碍。

　　因此，促进预算向社会公开，一方面要善待公众的期待和民间组织的力量，倒逼更大的公开空间。另一方面也确需有更高层面的统一安排，制度和法律齐头并进，一起发力。而对于率先探索的地方，更应给予鼓励和支持，避免出现谁公开(谁被发现问题)谁挨骂、不公开反倒很安逸的困境。(丁永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