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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经济参考报》引述的一位北京农民工的估算“一个北京户籍上绑定的显性经济利益竟超过百万元!”这些经济利益主要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社会保障和福利。换言之,每使用一个农民工,城市就有可能节省百万元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难题是资金、技术不足,靠“农民工”这种低成本方式能更快地推进工业化。那么,如何拓展足够的市场空间,让庞大产能所出产的商品顺利销售出去,则是目前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更大难题了。中国工业品出口早已是世界第一,其他国家能够向中国让出的工业品市场空间越来越有限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出口遭受重挫,既是明证。中国要尽快实现工业化,只有大力开发国内市场。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就开始强调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又特别强调扩大农村市场,先后发起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计划,最近又提出建材下乡。这些努力虽有效果,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内需不足的矛盾。 中国只有18多亿亩耕地,目前还有几亿农业劳动力,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必定还要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数亿劳动力。让这几亿人去干什么?都去炼钢铁,造汽车?不论从市场容量还是资源供给看,显然不可能。只有服务业才有可能容纳这么多的新增劳动力。同工业制成品相比,服务业产品更难下乡。因为绝大多数服务业产品要求生产和消费在同一时空点进行,也就是说,要看戏只能在演员演出时观看;要消费医生提供的手术服务只能到医院开刀。人们可以把冰箱、彩电销往农村,但没有人会在偏远山村建医院,盖歌剧院。只有让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才能造就出几亿新的服务业消费者,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可能有人担心,几亿“乡下人”一下子都成了“城里人”,城市急剧扩大,可能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影响稳定。可是,上亿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后代,几乎不可能再回老家种地去了。如果他们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市民的权利,对所在城市没有归属感,那将会对社会稳定带来什么影响?这不能不引人深思。(作者陈晓彬)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 编辑:陈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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