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抽象地说先要打破城乡社会二元分裂结构。具象点说，则着重于分期分批解决他(她)们的社保、医保、失保、住保和教育保障问题。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本周日全文发布的今年“一号文件”首次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纳入其中。虽说提纲挈领的文字总共才21个字，但在识者眼里，这短短21个字分量非同一般。

　　如果说，2004年至2009年连续6个“一号文件”着重和着眼于应对“三农”问题带来的传统挑战，致力于偿还政府和社会对“三农”的历史亏欠，那么，今年“一号文件”则开始加大针对“三农”的改革力度，应对和化解因“三农”矛盾动态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非传统挑战”。从今年起正视并着手逐步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恰系应对“非传统挑战”的一个明智之举。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专指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她)们在目前的1.5亿跨省流动农民工中占六成份额,总数约9000万人。随城市(镇)化进程之推进，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十年或要不了10年，该群体的总人数将突破2亿甚至更多。鉴于城市(镇)化进程还须持续30年～40年，不出10年，“00后”还将不断加入其中，若继续回避这一庞大群体的利益诉求，中国社会的演进非但没有和谐可言，还将生出后患无数。

　　“新生代农民工”既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青年劳动力，亦包含“首代农民工”夫妇在城市生育达到就业年龄的青年劳动人口。前者(对于社会)的问题是，这个群体一旦离开农村，尽管在城市打工异常艰辛，不时遭受制度不公带来的各种社会歧视，但要让他(她)们重新返回农村务农在整体上已全无可能；后者的问题是，他们从小随父母在城市(镇)长大，尽管漂泊生活导致他(她)们普遍未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在城市(镇)就业竞争中缺乏整体优势，但他(她)们压根就不熟悉农业生产，在农村的根事实上已被割断,简言之，他(她)们已不可能再返回“老家”去做农民……

　　置于历史的特定时间段内作考量,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所积累并仍在持续发展的诸多突出矛盾——譬如，社会保障难题、治安恶化难题、对城市的心理认同难题、社会阶层之间互不认同难题、社会族群歧视和价值观差异难题等等，其本质是统筹化解由城市(镇)化及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所共同带来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和生活的难题，而破解这一难题当下最有可能见效的突破口，恰恰当从“新生代农民工”入手，通过一系列社会制度和政策的创新，让他(她)们分批转变为“新生代市民”。

　　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抽象地说先要打破城乡社会二元分裂结构。具象点说，则着重于分期分批解决他(她)们的社保、医保、失保、住保和教育保障问题。其一，把他(她)们纳入城镇职工社保和失保体系，使他(她)们在脱离土地后，失业有低保托底，退休时有社会统筹养老；其二，让他(她)们病有所医，教有所学(当下着重于生存技能培训和再教育)；其三，保障他们居者有其屋——这一条最关键，是确保他(她)们最终转变为“市民”的基础之基础所在；其四，对于80后农民工，他(她)们的子女幼教及入学也必须以输入地政府的公办教育为主承担。

　　顺此思路，回头再细读今年“一号文件”关于“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安排，正好循着上述思路分别对症下药。尽管文件落实难免会打折扣，但“针对性措施”之“动态特性”则可通过未来的“一号文件”不断得到增补和强化。只要方向明确措施持续，假以时日，“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转换是可以实现的。亿万“新生代农民工”新年有喜，这个“喜”还涵盖明年、后年……之逐年兑现的意思。 (鲁宁,知名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