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制度上的障碍，不仅影响到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而且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与幸福感。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新鲜出炉，一号文件不仅继续关注三农问题，而且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这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深切关怀，只是从现实来看，“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本身还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困难与挑战。

　　实际上，此前理论界曾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过系统、专门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要想顺利成为市民，关键还在于目前一些社会管理制度对其构成了现实的门槛与障碍，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公民应该依法享受的诸多权利上，存在一种制度性的先天不足与缺失。

　　首先，就是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这些年来，虽然全国各地不少城市正在逐渐放松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采取多种制度措施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但总体上来说，各地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依然较为森严，大多有着很多硬性的限制性条件。

　　其次，就是就业与用工制度。虽然如今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与领域就业，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了更为先进的教育，就业技能在不断提高，各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父辈，但在一些企事业单位，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大多更为勤奋、扎实，其所获得的报酬始终不能与正式员工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此外，就是住房、教育与社会保障等制度。虽然如今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赚钱的速度与能力都在不断提高，但因为户籍制度的阻挡，他们不仅很少能享受城市的住房政策补贴，不能购买经适房等保障性的住房，而且在子女上学、就医等诸多方面需要支付比当地市民更多的成本。这就不仅会影响到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与幸福感。

　　虽然这些问题的解决注定会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过程，但我们应该不断努力，先在法律制度的层面，尽快扫除制度上的障碍与藩篱，给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空间与机会。(阮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