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上海展开了“劝阻”市民穿睡衣出门的活动，距离世博会馆较近的小区更是纷纷打出“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标语。这一系列做法引起了各界的广泛热议，一场围绕着睡衣的“战争”持续升温。

　　近日，上海市副市长杨雄就“世博期间不准穿睡衣上街”回应媒体时表示，“睡衣上街”现象实际上比当时已经大大改善了，通过宣传教育，希望大家了解这样做不合适。

　　有网友不无感慨地说：一开奥运会，北京的“膀爷”没了；一开世博会，上海的“睡衣族”没了。

　　一开奥运会，“北京膀爷”没了；

　　一开世博会，“上海睡衣族”没了。

　　网友感慨演变

　　三十年代睡衣是舞女风情和富人的标签

　　八九十年代上海市民穿睡衣成普遍现象

　　十多年前上海人穿睡衣逛外滩成风景线

　　据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睡衣是舞女的风情和富人的标签；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普通市民穿睡衣上街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10多年前，穿着睡衣逛外滩的上海人更是成了中外游客眼中一道特别的风景。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2006年一项调查显示，16.5%的人表示自己或家人经常穿睡衣外出，25%的人表示有时会。

　　上海人为什么爱穿睡衣上街？有学者分析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居住条件的限制。改革开放之初，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不过五六平方米，一大家子挤在一间卧室中，根本没地方换衣服，上街时只能穿睡衣；二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体现。他说，以前因为不富裕，是不穿睡衣睡觉的，富起来以后发现可以穿睡衣睡觉。其实穿睡衣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体现，也带有炫耀的意思。

　　家住上海黄浦区的沈亮告诉记者，上海人穿着上街的睡衣其实更像是居家服，“我们已经养成了穿睡衣出门的习惯，但我们从来都不会穿着它上床”。

　　让老外看见了，有损大都市文明形象

　　早在2009年7月份，齐八小区等世博会馆附近的小区就倡议市民“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居委会干部和志愿者(其中包括外来白领和小学生)每周两次对“睡衣上街”进行“劝阻”。不过，这一活动目前还未在上海推广。

　　赞成者认为，“睡衣上街”是一种陋习。早在2006年，在上海浦东某小学一项“我帮家长改陋习”的亲子活动中，穿睡衣上街作为一种“家长陋习”排在了学生投票结果的第三项。

　　家住长宁区某小区的胡明就是其中之一。谈起上海“睡衣上街”的现状，胡明表示，这些年并未有明显改观，“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老式小区，也出现在新式小区。他说，穿着睡衣出门的也并非只有中老年上海人。“现在，很多睡衣花样款式新颖，面料和做工考究，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也喜欢穿着睡衣出门”。他认为，这是不文明的表现，“世博会就要开了，如果让老外看到这种现象，明显有损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文明形象”。

　　他告诉记者，他正打算搞个公益广告的创意，倡导上海市民抛弃“睡衣上街”等陋习。

　　正方PK反方

　　反对者认为，“睡衣上街”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地域文化特色，是一种优雅的时尚；在他们看来，“脱下的不是睡衣，而是自由”。

　　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师贾斯汀·格里哥利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绝对支持那些拥护穿睡衣的运动。他说：“这是上海的一种时尚现象，并且是一种相当迷人和相当优雅的时尚。”在贾斯汀的新书《行星上海》中，有近50张上海人在户外活动的“睡衣照”。当“睡衣上街”引发的争论甚嚣尘上时，这些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本报评论专栏作者周俊生表示，这个事件显露了公权力介入公民私生活的苗头。“虽然到目前为止，仍未看到上海市官方明令禁止穿睡衣上街的正式文件，但通过一些街道组织的劝阻(其实是强制阻拦)市民穿睡衣上街的活动，人们已经嗅到了这种危险”。

　　虽然不认同“睡衣上街”，但有学者对具体做法提出质疑。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守钧认为，居委会可以倡导不穿睡衣上街，但是无权禁止或变相禁止。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张念则表示，“政府机构，应该是公共性格的示范，而不是具体公民公共性格的强制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