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实的棉衣,结实的绑腿,棉质护膝,防风头盔,皮手套,或成群结队,或独马单骑……春节前，沿着国道，由佛山、东莞、广州等珠三角城市浩浩荡荡返乡的10万摩托大军，成为震撼无数国人归乡之情的悲壮图景。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对无数离开故土来到异乡打工挣命的农民工来说，离开故乡，不过只是为了更好地回到故乡。但当归巢之路不仅不能完成国人最古老的“衣锦还乡”仪式，反而不得不以棉衣、绑腿、护膝加摩托的无奈方式悲壮进行时，回归故土，不再流浪，恐怕只能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

　　今年以来，随着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

　　沿海出现用工荒，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与往年民工荒不同的是，以往的“荒”更多是一种用工市场供需结构错位的“荒”：一方面，企业对中高级技工求贤若渴，不惜重金招揽贤才，这是此前媒体频频报道“高级技工工资高过博士”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工又恰恰缺乏这种专业技能，只是属于一般熟练工，而企业对这种可替代性强的工种，又完全没有提升福利待遇的打算。于是，供需结构的鸿沟形成，企业想招高级技工招不到，为保持自身利润仍不断压缩用工成本；农民工想提升工资待遇提不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手上拿的工资几无差别——这样的错位最终导致了隔三岔五的“民工荒”。

　　在以往，这样的“民工荒”也许只要提提工资，打工潮就能如潮汐涨落般得以周期回归。可今时却注定不同于往日——在上海、江苏、福建等地，企业尽管集体提高薪水，有的工资加奖金甚至提到2800元，却仍难招到工人。这种场景就很让人觉得吊诡，联想到节前悲情返乡的摩托大军，此番“民工荒”恐非仅是“工资低”三个字所能解释。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卸甲归田”，进入城市的第二代农民工早已脱离了老一辈“挣点钱回乡养老”的归根祈愿。他们的土地情怀较上一辈人更为淡漠，反而更想融入城市生活，增长自己的见识和阅历，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享受和城市人平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权利。然而，这些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却注定只能游离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城市给了他们梦想，却拒绝给予尊严；城市给了他们生活方式，却拒绝给予他们生存的权利。

　　这样的一群人，每天匆匆穿梭于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却从来无缘与城市乃至企业的各种福利亲近。他们生活在城乡二元的剪刀差之下，遭受着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权的不公待遇。城市需要的只是他们低廉的价格，而他们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就业权利，却不过只是无根浮萍。在企业与社会的双重权利漠视下，农民工就这样基本处于在“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浮萍漂泊状态——既没有可供衣锦而归的高额工资，又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权利福利，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城市生活几无意义。是以，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沿海众多企业毫不留情的民工裁员潮，更让农民工们被这种弃如敝履的城市生存所伤，并最终引致他们决绝离开这些城市的“民工荒”。

　　“荒”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的权利自救，却也更似一种被城市惨痛掠夺后的无奈选择。如若不信，看看那些悲情返乡的摩托大军，看看那些贫富分化下，梦想早已被城市化所撕裂的农民工生活便知。在生存压力下，中国的农民工们早已被磨练成天然的生活经济学家，他们懂得，哪里可以为自己挣得更有尊严的生活，哪里可以安放自己追寻梦想的青春。当沿海制造产业向内地转移升级之后，当大城市依然固守着过往的权利掠夺意识之时，回归故乡，重新开始，只是他们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