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日电

　　3月1日，中国的控烟持久战在上海和杭州取得突破，两市率先开始以立法形式在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同时，体制障碍、社会风气等重重阻力，也使公众对控烟条例的实际效果拭目以待。

　　去年7月，上海世博会组织者终止有关烟草公司向中国馆巨额捐赠合同。1日起，这座城市又向“无烟世博”迈进一步。《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规定，中小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商场、超市、网吧、电梯等12类场所将全面禁烟；大中型餐厅、星级宾馆、游艺厅等娱乐场所部分禁烟。

　　根据条例，政府可在举办大型活动时临时设置禁止吸烟场所的范围的权利，这为世博会开展控烟工作创造了条件。盛会期间，园区内展馆、场馆等都将禁止吸烟。

　　1日，上海市政府机关大楼会议室、政府接待大厅、机关餐厅、车库、电梯厅和门卫室等地张贴了明显的禁烟标识，并撤除了烟灰缸等烟具。

　　“实在难熬的人可以到室外吸烟。”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节能与服务监管处处长罗钰说。“我们还提出‘敞开大门接受执法监督’，要求各部门为控烟执法机构开展工作提供方便。”

　　为保护孕妇、婴幼儿免受二手烟侵害，上海条例规定妇幼医院的室内外区域均不得吸烟，这意味着吸烟者将被隔离在医院围墙之外。

　　上午9时，杭州市5支控烟执法队伍和控烟志愿者分头前往机关、酒店、医院、网吧、酒吧、KTV等场所检查控烟。根据《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这些场所将实行禁止或控制吸烟。

　　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明法说，与原来的市长令相比，《条例》的禁烟场所明显增多，其中明确规定会议室、办公室、医疗机构的诊疗区和学校教学区不能抽烟。“即使是一个人在单独的办公室内，也不允许吸烟。因为只要有人进来办事，就会受到烟雾影响。”

　　为把控烟工作落到实处，上海、杭州还招募了数万名志愿者，以借助社会力量督促控烟。

　　“相比提高税收等其他控烟方式，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做法效益最高，保护面最大，阻力也最小。两地条例的实施是为实现无烟中国向前走出的一大步。”民间控烟机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教授说。

　　但她也注意到，《条例》中均采取了列举式的办法限定禁烟范围，“这难免挂一漏万。”她说。“其实，根据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全面禁烟要求涵盖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这些场所甚至不能设吸烟区。”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市控烟办负责人张立强也承认，考虑到法规的可操作性，上海还没有做到《公约》中规定的全面无烟，即所有3面有围墙、有屋顶的工作场所、公共场所禁烟。控烟工作还是以倡导、劝阻为主。

　　作为世界第一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正面临日益紧迫的控烟履约时间表。根据《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中国有义务在2011年1月实现公共场所100%禁烟。能否在仅剩的9个月内达到这一控烟目标，关系到能否维护公民的健康权和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据统计，目前中国遭受被动吸烟危害的人群高达5.4亿，其中15岁以下儿童达1.8亿，每年死于被动吸烟的人数超过10万人，控烟工作已刻不容缓。

　　然而，烟草业管理体制不合理，法规执行难特别是处罚难，吸烟是个人权利不容干涉的误解等，一直困扰者控烟工作的有效开展。

　　目前中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全国性控烟立法。吴宜群说，现有的地方性控烟法规内容限定模糊，禁烟范围有限，执法主体不明，惩罚措施威慑性不够，无法系统地促进有关部门推进控烟活动和有效保护非吸烟者的健康权益。

　　“我们多次呼吁制定《全国公共场所禁烟法》，但得到的答复往往是：目前立法条件尚未成熟，建议继续进行研究论证。”她说。

　　据悉，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还将就“实行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政企分开”形成议案提案，以打破中国控烟履约的最主要瓶颈，防止政府部门利用国家公权力为烟草企业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代表委员还将提出修订中国有关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提高烟产品价格和消费税税率、制定《全国公共场所禁烟法》等一系列议案提案。

　　专家认为，控烟涉及面广，法规的有效执行必然会经历较长的过程。不是一到3月1日全社会吸烟状况就会明显改观，而是要通过“渐变”保护公众免受烟雾的危害。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忠阳表示：“上海控烟条例制定和颁布以来，遭遇许多怀疑和担忧，但只要我们立法、执行机构能带头、自己真正做到，法规就一定能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