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垃圾焚烧争议的背后，是老百姓对一些地方政府越积越深的“信任危机”

　　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停建风波近3个月后，群众反垃圾焚烧抗议活动似乎有“遍地开花”之势。以环境污染和健康担忧为由，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等地先后发生了多起此类群体性事件。

　　事件最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部门越来越不能说服群众，甚至任何解释或澄清都难逃群众的质疑。更糟糕的是，原本作为第三方的专家，因为垃圾焚烧“摇旗呐喊”，也备受质疑，被认为是“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与周边群众之间的隔膜愈发加深的局面，尤为值得深思。

　　

　　“说服群众，取得信任，本身就是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山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岳经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现在，从垃圾减量到处理方式与选址，从民意征集到公开听证，从工程建设到运营监管，无不在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

“垃圾围城”拖不起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陷入了“垃圾围城”的窘境。有关数据显示，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量已达70亿吨，在城市的周边形成了一个个垃圾堆甚至“垃圾山”，占地约80多万亩。

　　2008年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全国655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8%～10%的速度增长，其增速堪与GDP增速比肩。比如，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永对媒体表示，北京目前日产垃圾量为1.84万吨，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仅为1.04万吨，垃圾处理设施全部超负荷运行，超负荷率达到67%。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因垃圾焚烧项目遭遇群众强烈反对，而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广州，同样面临严峻的“垃圾危机”。自1999年以来，广州生活垃圾总量十年翻了一番，目前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近1.8万吨，进入终处理的仍有1.2万吨。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5%～7%的速度在增长。

　　“现有的两个垃圾填埋场最迟将于2012年填满封场。如果不兴建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最多再过两年，广州每天将有1万多吨垃圾无处处理，正面临‘垃圾围城’的巨大危机。”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目前，几乎全国各大城市都面临同样的窘境。深圳市日产垃圾已超过12000吨，其焚烧处理率逾43%，土地紧张比广州更为严峻。每天产生生活垃圾4500吨的南京市，现有的水阁、轿子山和天井洼三个填埋场，即将饱和封场。其中，天井洼填埋场已严重超负荷运行，如不兴建新的垃圾处理设施，南京江北地区产生的千余吨生活垃圾将无法消纳。

　　在珠三角地区的一些镇区，垃圾无处处理的困境也日渐凸显。在东莞市虎门镇，这个曾经因林则徐禁烟而闻名遐迩的工业重镇，如今已垃圾成山。位于虎门镇大岭山林场的垃圾填埋场占地160亩，现如今按珠江水面为基准测算，“垃圾山”已高达82米。

　　与此同时，“遍地开花”的反垃圾焚烧抗议活动，使得各地垃圾焚烧项目环评要取得公众同意，几乎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环境评价需要公众参与，周边群众反对，环评几乎不可能通过。在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遇强烈反对后，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表示，现在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但更糟糕的是，“我们实在拖不起，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将受到影响。”

　　其实，“垃圾围城”引发社会危机在意大利就有先例。2007年，因现有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转，新的掩埋场建设不断遭遇市民反对，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街头垃圾成堆、臭气熏天、苍蝇纷飞、老鼠乱窜，原本风景如画的滨海城市因垃圾危机而不再美丽。

　　选址，为民还是为利

　　但是，采访中，本刊记者了解到，居民并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质疑的是地方政府在此问题上是真为民还是真为利？其中，突出的焦点之一就是选址问题和与之相关的安全距离问题。

　　目前，对于“垃圾焚烧厂距离居民区多远”才安全，始终没有定案。出自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之口并见诸报端的300米安全距离，其依据是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新该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

　　对此，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说，“垃圾焚烧厂距离居民点多远才是安全的，这个问题争论已久。最初我参与环保总局评审的时候，专家建议是1000米，第一次修改到800米，后来又缩减到700米，实际上没有个确切的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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