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们争相戴“围脖”，套用微博推广商的一句广告语：这年头参加两会不戴个围脖，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无论是媒体专家还是代表委员，都对两会的微博热和代表委员的微博问政充满期待，盛赞微博问政“进一步拉近了两会与网民的距离”、“是民主政治信息化表达的一种创新”。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微博问政热”，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总觉得其中充满炒作、吹捧和包装出来的虚热成分，充斥着微博推广商的夸大其词和媒体对新生事物的过度追捧。当年博客刚刚出现的时候，“博客问政”也曾有过这样的风光，也曾掀起过一场“博客问政热”，代表委员纷纷赶在两会时开通个人博客，通过博客收集意见和征集议案提案，与网民保持沟通。可这种“博客问政”的热度保持了多久呢？有几个代表委员保持了更新博客的习惯，又有几个人真正把博客当做与民众进行沟通的工具—跟不少地方政府的网站一样，多数代表委员的博客在开完两会后就进入睡眠状态了，来年再开会时用户名和密码早忘得精光。

　　博客才兴盛了几年，“博客问政热”迅速过时了，代表委员不上论坛了，不玩博客了，都纷纷去追捧微博时尚了——可微博跟博客有多大的区别呢？“微博问政”比“博客问政”先进多少、有多大的创新呢？微博推广商和媒体进行了许多阐释，可我觉得那些都仅仅只是形式，实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代表委员通过微博征集民意与以前的博客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得通过发帖和留言进行沟通。比如浙江那位何水法委员在微博上就自己的提案征集意见，就跟以往的“博客问政”没有任何区别。

　　当年的“博客问政热”一窝蜂地来，又一窝蜂地去了。如今仅仅换了个名头的所谓“微博问政热”，也仅仅是虚热和泡沫罢了，如果缺乏一种代表与民众沟通的基础秩序和基本制度，也难免“一窝蜂来一窝蜂去”的命运，两会过后只留下一堆睡眠的微博账户。

　　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在沟通模式和传播科技上的发展，对推进代议民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扩展了政府听取民意的途径和渠道——借助这些新技术和新工具，代表委员能够听到更广泛和更真实的民意。但我一直以为，技术毕竟只是技术，它只能起辅助性的工具作用。无论什么时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听取民意都不能放弃那些最传统、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深入到真实社会中进行调查和研究，深入基层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与民众的直接接触掌握民意。技术再先进，只能作为这种调查研究的补充；博客、微博之类的网络问政再能拉近距离，也比不上实地调研与民众面对面的距离近。

　　近日一条有关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新闻让我受触动，任玉岭通过自己的调查对当下中国五大教育不公问题进行了批评——这些问题并不算新鲜，触动我的是任参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负责态度，每个判断都建立在诸如“我在河南调研时发现”的基础上。比如他批评“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就举了在湖南某地调研时的一个例子：在中央明确要求为公检法每人增4万元办公费的情况下，由于当地是“吃饭财政”，通过把教育和农业的财政支出降下来解决政策要求。正是“缩减教育支出为公检法人均增4万经费”的实地调研让人们对“穷教育”有了新的理解。

　　任玉岭当过两届政协委员，以敢放炮而成明星委员。不过他从来不乱放炮，而是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严谨的分析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比如某年两会上他那枚“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26个人中就有一个官”的重磅炮弹，就是通过深入实际、广泛搜集资料而提出的，从而使自己的提案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这样高质量的提案和有价值的批评，仅仅依靠博客和微博是绝写不出来的。靠电脑键盘功夫和电脑前的拍脑袋，浮躁地追逐诸种时尚，而不深入实际听取民意，只能提出类似“给老婆发工资”、“给企业家评职称”、“全面取消网吧”之类雷人建议。

　　博客问政也罢，微博议政也罢，本只是扩展交流渠道的一种辅助方式，可如今却助长了一些代表委员的惰性，过分依赖这些沟通方式，而不去深入基层和实际了。两会快到了，赶快开个微博什么的，营造出一种与民众畅通交流、充分听取民意的幻象；平时从不做调查研究，快开会交议案提案了，赶快上网搜集“民意”拼凑出个议案提案。这样的“键盘代表委员”，怎么可能提出有质量的议案提案，又怎么可能像任玉岭那样说“我在湖南调研时发现”？(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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