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方面，反右派斗争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不可能在短期内立即平静下来，另一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共产党想要平静下来搞建设，国内外敌对势力却要大做文章。在国外，帝国主义借我党反右之事，恶毒攻击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政策。苏联对我国反右斗争也冷眼旁观、冷嘲热讽。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攻击毛泽东为殷纣王、秦始皇、曹操，共产党的政策是独裁、专制，反右是镇压知识分子。1957年10月10日国民党召开的“八大”通过的由蒋介石提议的《对大陆反共革命发展中本党任务之决议案》、《中国国民革命现阶段党务工作纲领》以及此后不久(10月23日)蒋介石发表的《复兴本党与完成革命的中心任务问题》中，不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上述谩骂，而且把中共反右，当作他们反攻大陆的条件之一。不仅如此，蒋介石集团还借此后我国发生的一些事件连续作文章。1959年他们看到我国大跃进中发生失误，党内也出现意见分岐，以及西藏发生叛乱，便积极“策进”“反攻”大陆。1959年5月国民党“八大”二中会议上通过的《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策进大陆反共革命运动案》、《光复大陆政治行动纲领》等文件中，特别强调利用中国内部矛盾“反攻”大陆的问题。蒋介石还于当年3月26日发表了《告西藏同胞书》，并且在9月29日“接见”西藏叛乱代表时，高唱所谓“自由”的调子。在香港的所谓“第三种力量”，也对中国共产党加以攻击，其中过去与中共合作过的一些人士也对我党颇有微词。在国内，知识界有一些人也对反右斗争有看法。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十分注意。在反右斗争结束后的1958年、1959年，他多次谈到反右斗争的重大意义。1958年2月，他在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写批语时，再次强调了反右斗争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意义。同年3月19日，他把匈牙利事件、反冒进事件，与反右斗争联系起来谈道，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不应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帆风顺的。此后不久，他在一则批语中又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自由之间是不能调和的，只能是一个灭掉另一个，“不能妥协。”他在1958年指导大跃进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在中国，要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一要有物质条件，二要有精神条件。物质条件要通过大跃进来创造，而精神条件的创造，除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外，很重要的一条，是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一观点，是与毛泽东后来倡导的“兴无灭资”，并且在他设想的人民公社和后来设想的“五七干校”中要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功能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对国内外反动派攻击我党反右斗争是搞“专制”、“独裁”、“镇压民主”的谰言，予以坚决回击。

　　50年代末，真是多事之秋。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着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又发生了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事件。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不仅批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而且把批判彭德怀与反右派斗争联系了起来。他说：“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05页)实际上，当时毛泽东是把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末党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和斗争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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