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乱世黄金

　　国共内战正酣，蒋介石却已经秘密布局，将包含金圆券准备金在内的大批黄金运离大陆，送抵台湾。六十多年来，这一直都是两岸极具争议性和震撼性的事件。而乱世中黄金总数的此消彼长，成为了历史大变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本刊特约撰稿/刘墨

　　“巨额金银以百吨千吨计、辗转运送千里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加州大学教授吴兴镛说。他是国民党军队前财务署长、亲历黄金运台的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

　　2009年末，由吴兴镛所写的《黄金密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在大陆公开出版。该书包括其父亲的军费“密档”日记，并援引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于2008年公开的蒋介石1946年至1955年日记，以及他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获的资料，从三个方向进行了史学角度的互证。这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该笔巨金的关注，尤其是昔日金圆券灾情最重的上海老百姓，反响最大。

　　吴兴镛日前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表示：“60年过去了，此联结海峡两岸的巨大事件，应该到还原真相和解密的时候了。”

　　搜刮黄金等硬通货

　　“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这是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话。李敖曾经编著过《蒋介石研究》，称吴兴镛的父亲吴嵩庆为“蒋介石的总账房”。

　　1947年底，吴嵩庆出任职位并不高的预算财务署长，中将级，但掌管国民党军队的军饷及军费。在他任此职的15年间，正是国共内战激烈，台海危机迭发之时，军费支出一度占总预算的80%以上，他一度被称作是“吴军需”，而他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蒋介石屡战屡败，对陆、海军将领的失望，经济的拮据、外交的艰窘，立法、监察各院之党员之‘无法无天’，使他感觉情势之黑暗，极他有生以来未有如此之悲惨。” 多年后，吴兴镛在书中描述蒋介石在1948年的困境，认为他此时已做好了逃亡台湾的准备，这是黄金运台的起因。

　　1948年8月，蒋介石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总额以20亿元为限。黄金、白银、美钞等都需限期兑换，否则强制没收。金圆券发行采用所谓的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

　　曾任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的洪葭管主编过《中央银行史料》。1977年，他曾在南京呆了7个多月，抄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关于黄金运台这段史料。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了当年从民间收兑的战绩：根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当时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仅上海一地收兑的黄金就达110.3万两。洪葭管认为，这笔黄金，正是蒋介石逃亡到台湾时最需要用的“救命钱”。只是金圆券不久便如雪崩般狂贬，继而成为一堆废纸，许多小康人家因此而倾家荡产。吴兴镛后来形容，运抵台湾的黄金是“深染两岸人民血泪的‘物质’”。

　　而1948年11月中下旬，蒋介石除战场上失利外，又受到以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的压力，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敌，他心知，国库大部分黄金必须在下野前转移到“安全地点”了，此安全地点就是隔海的台湾。于是，当国民政府行政院焦急地讨论对这次币制改革失败的补救办法和修正方案时，蒋介石已经于11月10日面谕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把中国银行“库存金银……应即密运台、穗等地分存”。该报告原件收录在《中央银行史料》中。

　　吴兴镛援引的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大事记中，亦提及中央银行存款处理事宜。同期，当局决定将伦敦展出的故宫精品、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等处拥有的珍贵古物运送台湾。

　　400万两纯金运抵台湾

　　“黄金运台是绝对机密，每个环节都是高度秘密作业，只有上层少数人知道。”时任上海中央银行稽核处稽核员，现已95岁的张继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这个高度机密被偶然捅破了。1948年12月2日凌晨，上海外滩全面戒严。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停靠在黄浦江边上。碰巧目击此事的英国记者乔治·瓦因凭直觉断定箱子里是黄金，他便立刻发出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运金行动震惊了全中国。湖南省参议会首先通电全国：“这些金子都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是三个半月前以发行金圆券强迫收购来的，来自民间，作为金圆券的准备金，随意移动会影响老百姓对金圆券的信心。”上海则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就在中国银行门前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黄金挤兑事件，挤死挤伤多人。

　　上海国库黄金共分四批运出，这不过是运往台湾的第一批黄金，由俞鸿钧主持，第一船次搬出库存黄金774箱，计200万余两；第二船次则于1949年1月，运黄金57.3万两。

　　与此同时，蒋介石委派吴嵩庆负责第二批上海国库黄金运送，1949年1月至2月，吴嵩庆以军费名义，自上海运走黄金90万两，并经管第二至第四批金银，运至台湾、厦门，做为“预支”军费。彼时国共内战白热化，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士气，对主要作战部队发放黄金、银元。身为“总账房”，他也只能勉力为之。

　　蒋介石本人至为关切上海所存金银外汇。他于下野前五天，即1949年1月16日，亲自约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指示两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根据吴嵩庆之子吴兴镛多年追踪黄金密档、采访相关见证者后的估算，且比较整理了《中央档案馆与大溪档案馆记载黄金量对照表》，吴兴镛提出，如果再算上1949年8月从美国运来的黄金，全部运送到台湾的黄金共六批，总数量约400余万两，当年共值约4亿美元。考虑到其中约60万两黄金又被回运到大陆，作为国民党政府撤离前的行政费用，加上另外约等值于350万两黄金之外汇和银，最后运存台湾的资金数量约等值于700万两黄金之巨。

　　吴兴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有些只是他通过经手人的口述推测出来的，并没有原件的印证。但幸运的是台湾国史馆最近向他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比如有一批黄金账上没有的约150万两，其中78万两找到了原件佐证。另外一批黄金曾由其父亲吴嵩庆保管，他通过经手人的口述，推测有100万两，现在已经有原件证明，有103万两。

　　200多万两黄金流入台湾民间

　　运抵台湾的金银，根据吴兴镛的估算，相当于当时台湾每人平均分到了50美元。

　　吴兴镛追踪了大陆运台黄金的流向，除了用作新台币的准备金，更将之换为新台币，除却相应开支，折为薪饷，发给了70万大军，用来“保卫台湾”，此笔费用远远超出1949年、1950年两年的整个台湾省的收入。而台湾在1950年的最大宗支出就是军费，有了巨额黄金贴补，才免于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冲毁。另外台湾《联合报》3000两黄金的开办费亦是从这笔巨金中支取的。

　　1950年前后，运台黄金中的200多万两流入台湾民间，其功劳显著：稳定了新台币，提供了公教人员和士兵的米粮，应对了军队的薪饷及军火、汽油等的补给，使得一个人口只有600万的小岛，突然多承担了70万的军队和100多万的公务员及眷属，而民心安定，社会有序平静。蒋经国曾表示过：“政府在拨迁来台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业已公开的《美国国家档案纪录局文件》表明，美国国务院在1950年3月也收到“台湾情势趋稳定的好信息”。

　　由于庞大的军饷开销，这笔巨金消耗得很快，但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来自美国的援助就补上了这个大缺口。此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解放台湾搁浅。台湾偏安一隅，致力于发展，此后更创造了台湾经济腾飞的奇迹。

　　现存台湾文园“国库”内的黄金，据称大陆来的仅占百分之七，其余都是后来陆续购进。只是上海国库黄金运台一事在台湾仍是忌讳多多。吴兴镛回忆，他的父亲吴嵩庆1990年被问及此事，还断然说：“此事我不清楚。”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必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马英九上台后对此事是没有提过的，之前的台湾领导人也多数回避或否认。2004年11月，李登辉在台湾新竹选举时曾说：“不要以为台湾今天的繁荣是国民党抵台时运来了九百六十万两黄金，事实上没那个事！那艘船从南京来台湾时，早在扬子江(长江)口就沉了……”

　　民间藏金流向国家

　　“金圆券发行，民间所藏的银圆、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这是《李宗仁回忆录》中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在“无金”的基础上建设国家金融体系。在黄金短缺的状况下，解放初期便出台了严禁金银计价流通和私相买卖的规定，如1949年6月颁布的《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严禁一切金银带出解放区；人民储存之金银如在解放区内迁移必须携带者，须向区级以上政府申请开给携带证；属于人民自行佩戴之金首饰不超过1市两。在本区内携带金银而无合法证件，或以金银计价行为者，按牌价贬低15%至30%收兑。1950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下发《金银管理办法》(草案)，冻结了民间的金银买卖。

　　1949年后，中国大陆到底还有多少黄金？吴兴镛曾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武力的文章，提及“1950年3月物价趋于稳定后，国家收兑的金银数量大增。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就收兑黄金745.5万两……”虽然该数据在海内外争议颇多，但是民间藏金一度流向国家，确是不争的事实。

　　而据媒体报道，温州解放初期，有人不愿意拿黄金去换人民币，用各种办法把金子藏起来，比如床底、墙角，还有资本家把金条藏在皮箱的夹层里，最后还是被查了出来。至1950年底，温州地区共处理金银案件446起。到1952年止，温州地区按牌价收进黄金9625两。这些兑换过来的金银要送往省行，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任职的杨国甸担任起了护送工作。他清楚地记得，用33艘小船载着金银送到了杭州。

　　建国后势头最猛的民间黄金兑换潮是在文革期间。杭州、宁波等市的红卫兵贴出了“砸烂金银饰品”的大字报。人们纷纷将久藏在家里的各种金饰、金条等拿到银行要求兑换。据《浙江金融史》记载，从1966年8月27日开始，到当年10月底，杭州市共收兑黄金660市斤。几乎同时，宁波用1个多月的时间，收兑了黄金632市斤。收兑来的钱当场转存。有的储户心有余悸，还向银行探问，兑换来的储蓄是否属“四旧”？还有人提出存款不要利息。

　　经历过严格的黄金管制及兑金潮后，生于7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鲜有人晓得黄金到底长什么模样？从1982年9月起，中国百姓才可以通过商场购买到黄金首饰；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中国黄金市场才走向全面开放。

　　考虑到中国民间曾有的巨大的黄金藏量，尽管并无确切的数字比例，吴兴镛认为运送到台湾去的黄金占中国大陆金银的总数其实很有限，其总价值不仅少于后来中国援助越南的金额，亦少于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费用。而根据中国黄金协会提供的数据，2009年中国产黄金近314吨，年产黄金量连续3年居全球第一位。

　　不过，鉴于这笔运送到台湾的巨额黄金终究是“人民血汗钱”，吴兴镛提议台湾当局以部分运台剩余黄金的利息建立一个“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主要为支持两岸交流，争取两岸和平的愿景。在吴兴镛看来，这也是对大陆许多由于这笔巨金运台而导致金圆券狂贬、受损的老百姓的一点象征性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