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粮事件的另一面

　　蒙牛险被“外进民退”

　　就在方兴地产以天价拍得广渠路15号地获得 “地王”称号的第6天——2009年7月6日晚，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粮”)发布公告，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共同入股蒙牛集团。这是迄今为止国内食品行业最大的一宗交易。这宗交易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舆论的激烈讨论。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蒙牛不进入中粮这样的国有企业，或许就是‘外进民退’了。”王志钢指出，蒙牛跟中粮具有相关性，中粮的理念是做从田间到饭桌的产业链，再加上其董事长宁高宁的管理理念，给蒙牛让渡出非常充裕的空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蒙牛进入了中粮。

　　这起并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是一种正常的重组，“中粮本身的业务就是从下游往上游一直在延伸，延伸到奶业很正常；从蒙牛方面说，也确实需要中粮这类大资本的介入。这还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能改变蒙牛自身经营机制的灵活性和国际化视野。”

　　“从总体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趋势可能还是‘国退民进’，不能拿个别现象来概括趋势。”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进一步补充。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非国有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的企业)2005年占所有企业数量的比重为89.89%，2008年提升至95%；产值比重由2005年的66.72%上升至2008年的71.66%；资产比重由2005年的51.95%上升至2008年的56.62%；利润总额比重由2005年的55.96%上升至2008年的70.34%；就业人数比重由2005年的72.81%上升至2008年的79.70%。

　　而全国政协公布的数字是：2009年的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同比增加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私营企业增长20.1%，国企增长14%；从业人数，私企增加5.3%，国企增加0.8%；主营业务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降低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而国企则下降4.5%。

　　“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总得有个标准和一些具体的指标，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其他人士提供的指标看，当前企业进行的并购重组不是‘国进民退’。”王志钢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尽管数字已经作了有力的证明，但现实发生的事件还是会不时挑逗“国进民退”这根敏感的神经。3月15日，北京土地市场又涌现出新的“地王”。据悉，北京一日成交6块土地，总金额达143.5亿。当天上午，大望京地块和亦庄地块分别以27529元/平方米的楼面价格、52.4亿元的土地总价，刷新北京市土地成交纪录，成为新的“单价地王”和“总价地王”。 但仅仅6个小时以后，“单价地王”就被下午竞价的海淀区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超过30000元/平方米。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当天出现的三个“地王”全部有央企背景：远洋地产旗下的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中信集团旗下的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此时产生新“地王”，对“国进民退”的争论无疑火上浇油。不少人认为，“央企”与“地王”的再次组合，可能让“国进民退”又有了一个新的例证。

　　不知是否是作为回应，国资委3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正在加快调整重组，在完成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

　　被定义的“国进民退”事件

　　4万亿大多给国企

　　2008年底，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由于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资金大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上，民营企业难以涉入其中，而被认定“4万亿大多给了国企”。

　　山西煤炭重组

　　2009年4月开始，山西启动该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源整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规划，到2010 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 家减少至约100 家。有调查显示，重组中被关闭的中小煤炭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

　　吉林通钢事件

　　2009年7月，由于民营企业建龙并购老国企吉林通钢之后，没有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发生冲突，通钢职工打死了建龙派驻的高管。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宣布民营资本全部退出。

　　山钢并购日钢

　　2009年9月，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与赢利的民企——日照钢铁签订资产重组与合作协议，双方以共同向山钢日照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其中，山钢占股67%，日钢占股33%。

　　东星事件

　　2008年至2010年1月底，财政部为支持三大国有航空集团先后划拨了15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东航集团、南航集团和中航集团分别获得90?亿元、45?亿元和15?亿元资金。但经营困难的民营企业东星航空公司未获注资，最终破产。

　　国企是“做大”还是“垄断”？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经济历史长河中不乏一幕幕插曲。而“国进民退”大辩论这段插曲，却让许多人感到郁闷。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日前接受媒体访谈时称：“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李荣融主任的委屈，其实也是国资委的委屈；而国资委的委屈，某种意义上也是国企的委屈。挨骂的国企，到底是不是真委屈，还是先看看它们挣了多少钱吧。

　　统计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从2003年的约2万亿元，增加到了目前的5.5万亿元，翻了一倍多。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2009年，国企也出现了集体性崛起和爆发式增长。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字，今年1-2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40576.5亿元，同比增长42.4%。

　　这份成绩单，国资委作为主管部门功不可没。但“高增长”也带来了“垄断”嫌疑，并进而成为“国进民退”说的“现实论据”。

　　一些学者将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定义”为“国有垄断行业”，将处于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定义”为“国有垄断企业”。

　　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对此反驳说，垄断有两个特点：一是垄断市场，二是垄断价格，两个必须同时体现出来。如果垄断价格不体现，就要细致分析垄断市场是由于自然情况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盲目说电力、石油、通讯三个行业是垄断行业的理由不够充分。

　　王志钢举例说，“中石油在成品油方面是亏损的，电力企业在供电方面价格是倒挂的，也就中移动好一点，但要分析到底是因为手机用户增长赚的钱，还是因为价格增长赚的钱，很明显是手机用户增长赚到的钱。”

　　针对不少学者和舆论把中央企业做强做大的努力贬斥为“央企凶猛”。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做强做大，是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国企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向跨国公司看齐，把国有企业培养成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有控制力的、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是产业调整还是“国进民退”？

　　很多学者在提到“国进民退”这个话题时，常常会发生“国退民进”的口误。

　　这并不奇怪。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企改革进行了15年，短暂的时间，改革争论的焦点就从“国退民进”转化为“国进民退”，形势上的迅速变化确实令人回不过神。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进行了MBO(管理层收购)“国退民进”式改革。

　　而2004年展开的“郎顾之争”，被称为“国退民进”的标志事件。

　　2004年8月，香港学者郎咸平指责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在收购国有企业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主张国家“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停止管理层收购(MBO)。

　　格林柯尔的倒掉使得“国企民营化”的MBO模式基本停滞。

　　然而，时隔5年之后，与“国退民进”相对应的“国进民退”的讨论却卷土重来。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个别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甚至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企的一个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产业。

　　当前的并购重组，到底是产业的正常重组还是“国进民退”？

　　“在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即便出现一些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也是正常的。在我看来，目前发生的重组案例是一种正常的产业重组，只不过由于重组的双方有国有资本的介入，从表象上看表现为‘民退’，其实‘民’也没有‘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大家众口一词质疑“国进民退”是不对的，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国进民退”现象。

　　张世贤进一步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实际上给产业重组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根本经营不下去的企业或者经济实体，在这个时期通过破产重组，既是生产力的一种重新组合，也是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这是金融危机的功能。这个功能在中国表现为国有企业更有能力重组那些行将破产的、经营不下去的企业，这很正常。”

　　王志钢更是一语中的，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产业调整中的‘进’与‘退’是一个过程，而判断‘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应该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去考量，应该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简单谈这个问题，都太偏颇。”

　　“国有企业”概念早已更新

　　探讨国有企业的“进”与“退”，都逃脱不掉国企的功能如何定位。

　　相关资料显示，国际上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有四种模式：一是英国工党实行过的福利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美国主张的公共事业政府投资；三是法国尝试的收购衰退大公司，经过扶持提高竞争力后再重新上市；四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和新政投，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性控股公司，类似于政府创办的两只产业基金。

　　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国有经济定位在上述四种模式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

　　“中国的国有企业毕竟是特殊企业，国有企业的目标并不完全是盈利性。目前，国有企业在中国之所以存在，不仅是中国特色，这也是保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表现。其实大家意识形态的东西越来越弱了，更主要的是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有企业在里面究竟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定位是什么，这个在当前急需明确。”张世贤说。

　　在张世贤看来，国有经济定位，首先是基础性、资源性产业。国家掌握了这些产业，有利于产业的安全生产、可持续发展、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高，这是国有企业的优势所在；其次，国有企业经过30年的改革，从原来的完全企业办社会，到变成唯利是图的企业，再到现在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说明国有企业更多地肩负着增加就业、战略性资源的有效利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的任务，这些作用都是无可替代。

　　“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概念了，已经脱胎换骨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WTO规则框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国有企业。从四大银行到中移动、中粮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应该说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张世贤说。

　　张世贤进一步表示，对国有企业要正常看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有企业不好，也不能简单认为说只有国有企业好，“关键是看其在什么产业、用什么方式来组织的，因为企业说到底是一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不取决于国企占了多大成分。毕竟现在纯国企已经不多了，国企本身也是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国企改革路径　〉〉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行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完成私有经济和买办资本的国有和集体化改制；

　　第二阶段(1978年-1984年)：以扩权让利为重点，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

　　第三阶段(1984年-1992年)：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实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

　　第四阶段(1992年-2002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转化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第五阶段(2002年至今)：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行政资分开，推进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