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记者”，在山西忻州已渐渐成为城乡无业青年的一种“职业”选择。这里已经出现了原平市神山村等当地闻名的“记者村”。而这些“记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煤矿敲诈钱财。

　　其实这些年来，有关“假记者”的新闻报道，从未走出受众的视野，人们也早已见怪不怪、反怪媒体大惊小怪了。就说前几天，我客居的这座城市，当地一家著名媒体，就曝光了两个假记者的“诈骗详单”——“凤翔某书店，5000元；兴平某书店，5000元；扶风某医院，3000元……”累计敲诈10万余元。后来，他们在西安周至一家医院行骗时露出马脚，被当地警方一举抓获，自记账单也随之曝光。然而像山西这种蔚成风气，形成“记者村”的，还是让人长了见识。

　　对比秦晋两地的“假记”行径，手法其实大同小异，也就是说，他们一般以曝光为名威胁敲诈。设若被“采访”的单位胆小怕事，为了息事宁人，就会拿钱了断；或者假记会以打广告的方式，一次性索要数万费用。这种路数的背后，潜藏着许多问题。

　　其一，人常说“肚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但现实生活中，有“冷病”的单位大有人在。比如山西的煤矿和陕西的医院，总能让人找到可钻的“空子”和可抓的“辫子”。以山西忻州为例，假记者最经典的“采访路线”，多是无证煤矿的集中区域，或是山西煤焦出省的必经关口。通常两三个“记者”来到矿上，出示“证件”，指出老板“违法生产”，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痛斥”，继而以曝光要挟。此时，老板就心领神会，给“车马费”予以打发。这说明，煤矿和医院自身存在的病灶，给假记者留下苍蝇叮蛋的路径。其二，人还常说“受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些年一些无冕之王，在金钱面前卑躬屈膝、丧失尊严，为了一点“封口费”，就甘愿出卖良知操守，放弃舆论监督。前年9月，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死亡事故，事发后一个月内，就有6家媒体或与媒体有关的单位和个人与该矿发生财务往来，该矿共支付12.57万元。另外，个别采访人员要求帮其汽车加油，煤矿无奈，就向他们每人支付3到5百元的加油费用。——有这些成功的“案例”摆在那里，怎愁无人效仿呢？

　　其三，人也常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当假记者诈骗屡屡得手，又反过来刺激带动出一群假记者涌入江湖时，真和假就到了难以区分的地步。他们的倒台，往往就需要偶然的机会。像上述陕西那例，如果不是他们贪得无厌，给了1000元钱还嫌不够，让人家忍无可忍最终报案，也许骗子的身份不会暴露。更可怕的，一旦一家煤矿受到敲诈，地方政府为了不被曝光，往往会严令被“逮住”的煤矿不惜代价摆平事件，以避免“连坐”之忧。这时，周围所有黑矿都来“赞助”，甚至被敲过的“黑口子”老板，也会汲取教训，设法弄个“记者”身份，以期自我保护。这说明，这种恶习犹如毒瘤，一旦蔓延疯长起来，不但危害极大，而且社会治理的成本，也会随之大大增加。

　　综上可知，“记者村”的表象之后，是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其中包括大量违法违规现象和寄生于其上的新的违法事实，丑恶叠加，二二得四、四四十六，最终恶性膨胀。它的治理，绝对是一个辩证施治的过程。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恐怕不行。否则，你就是取缔了假记者中的“花圈帮”，还会有“贩牛帮”浮出水面，接二连三，打不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