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北京，一家中国银行分行的营业员正在数着一百元的人民币钞票。

　　央行顾问樊纲称，中国可能会再次提高汇率体制的灵活度，倘若中国大幅调整人民币汇率，中美双方都将面临风险。中国在决定是否这样做时，将考虑就业等国内因素。樊纲表示，中美两国应重点通过改善国内基本面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而不应寻求调整汇率的短期手段。（资料照片）

　　尽管美国财长盖特纳延后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表态，令中美双方围绕人民币汇率的紧张氛围有所缓和，但双方并未停止“口水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6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从未利用所谓的操纵汇率从国际贸易中获利。据路透社报道，白宫发言人吉布斯则表示，“总统一再重申，而且最近亦指出，中国的汇率必须以市场为基础”。他透露，美国政府将继续敦促中国，使得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

　　自2001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挑起人民币汇率问题至今，围绕人民币汇率的大规模争议已是第四轮。今年3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过渡，并表示，是否将中国划为“汇率操纵国”，美国政府将在4月15日的财政部半年报告中决定。随后，130名美国议员联名致信，要求美国政府指控中国操纵汇率。中美双方争议骤然升温。

　　纵观四轮争论，几乎每次都是西方国家提出人民币升值问题，中国政府被动回应。“中国政府不能因为国际压力就升值，也不能因为有国际压力而放弃汇率改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教授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这位专注于人民币汇率和国际金融政策研究的专家坚持认为，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美国人一再打人民币汇率牌，真实意图在于迫使中国政府接受交易，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商品进口。

　　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专门组织“汇率政策研讨会”。会上多位经济学家均认为，中国政府应变被动回应为主动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我们应转变视角，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探讨汇率政策改革问题。”国家发展研究副院长卢峰教授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结构失衡”被一些人士频频提及，成为诱发危机的替罪羔羊。

　　持上述观点的批评人士认为，中国储蓄率过高，导致国内消费不足和高投资，通过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大量对外出口，获得巨大贸易顺差。而美国则储蓄不足，靠举债过度消费，大量进口来自中国等国家的产品，形成巨额贸易逆差。大规模进口冲击了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导致美国工人失去工作岗位。主张指控中国操纵汇率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称，由于人民币被低估，美国损失了140万个工作岗位。

　　“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姚洋教授说。他带领的一个课题组研究显示，2008年6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民币名义汇率只低估了6．2％。研究同时显示，人民币升值并不足以促使美国人转而购买本国产品，对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帮助不大。

　　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对华逆差年均增长21.6％，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时期。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反而下降了16.1％。

　　在包括姚洋、丁志杰在内的很多中外经济学家眼中，美国一些批评人士将国内经济失衡问题与人民币汇率挂钩，无非是在寻找一个政治上的替罪羊。“某种意义上，人民币汇率更是一个中国国内问题。”姚洋说。

　　由于中国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过量的储蓄利用率过低，导致高投资和高出口，积累了多达2．4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国实行外汇管制，民间和商业银行不得留存外汇，必须兑换成人民币，这就加大了央行投放人民币的压力。尽管央行拥有对冲手段，但事实证明无法完全对冲，大量因此进入流通的货币势必进一步加大通胀压力。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认为，目前中国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模式已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尽管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从人均GDP、人均资本占有等指标看，仍然是一个资本短缺的穷国。但中国的大量资本却通过外汇储备的方式“出口”到美国，购买美国回报率低下的国债。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超过日本，成为持有美国国债数量最大的国家。

　　“这是过去20多年里外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导致的结果，也是一定时期里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结果。”张礼卿认同姚洋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必须进行调整，通过调整使中国的高储蓄能更好地被利用起来。

　　很多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调整，关键问题是减少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和储蓄的合理利用。他们中的多数人也认同人民币汇率回归有管理的浮动。“调整中国经济结构，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汇率上。我们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姚洋说。

　　他指出，中国通过出口积累了大量储蓄，主要被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和投资。这相当于，中国政府将40％至50％的收入都用在了投资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钱花在改善民生上？”他说，如果政府减少一点投资，减少一点储蓄，更多投向廉租房、完善社保体系等民生领域，就能释放出很多消费，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高。

　　张礼卿赞同应该更多投向基础设施，“如果到西部看一看，中国还是很穷的，很多地方缺乏饮用水，基础设施严重短缺，跟美国没法比。中国的支线飞机人均拥有率几乎只是美国的1％。”

　　他认为，回归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汇率适度升值，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能够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经济现在必须实行结构性调整，逐渐从过度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中调整过来，转向更加注重内需的发展战略。

　　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花旗银行亚太区前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也认为，单靠人民币汇率改革，尚不足以解决中国经济失衡问题。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需要包括汇率改革在内的综合性的一揽子措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产要素价格市场调整。

　　他表示，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人为压低生产成本，实际相当于变相补贴生产、投资与出口，人为提高了生产利润、增加投资回报并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所以，要素市场扭曲，是导致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导致结构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黄益平认为，人民币汇率扭曲只是资本价格扭曲的一个方面，如果要达成生产要素价格市场改革，必须将所有扭曲的价格一起进行调整。

　　“人民币汇率改革，长期目标是浮动汇率，彻底放开资本管制。但这中间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包括国内要素市场改革、利率市场化和国内金融机构的改革等等。”黄益平说。

　　演讲中，卢峰教授提出了判断汇率改革的五个标准：一看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和结构高度化调整；二看是否有利于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改进贸易条件；三看是否有利于短期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和保持大体均衡；四看是否有利于建立完善与大国经济追赶总需求管理目标相适应的开放宏观政策架构；五看是否有利于做大做强人民币的远景目标。

　　在他看来，中国错失了2003至2004年间很好的一次改革良机，而眼下正进入又一次改革良机：经济增速偏快、通胀预期上升，利率进入负值边缘，宏观经济形势与当年类似。“决策层应总结经验教训，排除外国干扰，抓住有利时机，果断深化改革，避免被动拖延造成更大损失。”卢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