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钟大夫的号，来跟钟大夫聊一会儿天，都能治病。有的病人就是这样认为的，“那叫话疗”。

　　助手回来了，甘肃这位女病人的检查结果全部拿回来了，钟南山又仔细查看了刚拍出的X光片。病人必须立即住院。助手说：“病房已经回话会尽快安排。”

　　钟南山对助手说：“辛苦你再落实一下，因为这样的答复我实在不能放心。”

　　来看病的，不仅有老年人、中年人，还有孩子。一对小姐弟，姐姐十岁，弟弟六岁，他们手上起了红色的斑点。他们是广东揭阳县的村民，孩子听父亲说是让大名鼎鼎的钟爷爷给看病，所以进了门就喊“钟爷爷”。六岁小男孩对钟南山一点儿也不怯生，竟然摆弄起他桌子上的东西。他的父亲马上责怪他，钟南山哈哈一笑把小男孩揽在了怀里。

　　对钟南山来说，事再多再忙，如果不能为病人出诊，就失去了忙的对象，那些繁忙的事，也就好像失去了意义。

　　看着一个个病人因为自己的医治，病情好转起来，能够转危为安，那是他感到最幸福的事。

　　在全国，究竟有多少病人，希望挂上钟南山的专家号？只怕数也数不清；有多少人为了看病，在寻找他、询问他，那恐怕也是数不清。呼吸疾病研究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每天繁重的工作之一，就是必须及时拆读那些雪片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医信件。

　　每到出诊之时，钟南山身上的手机和他的座机电话不再接通，尽管有很多事。但是他一定是在这里，在这间诊室里给病人专心地看病。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不能出诊，那时助手会替他提前发出通知。

　　电视台的采访设备，安置在了一个临时腾出的工作间。

　　在SARS时期，钟南山所经历的媒体追访，如同“攻势林立”的战场。在围追堵截的记者面前，他好似人人都想得到的唐僧肉，又似万金油，大家什么问题都会问到他。来自不同领域的记者提问，那些摄像机、话筒、录音笔追逐着他的行踪。在那一时期，很多媒体只要抓到了钟南山，就能提高收视率或者阅读量，至于采访的内容够不够丰富，似乎都不是最重要的。

　　当时，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可以见到各种各样、无所不包的“钟南山说”，但是，只有媒体的行内人知道，很多所谓的“钟南山说”，都是记者自己设好题目，追着钟南山，让他回答的。钟南山从来没有时间去查对那么多媒体都说了什么，那是铺天盖地的报道啊。

　　那时的他，经过一段被记者们长枪短炮密密封锁的50米路段，要走上半个小时，都是不足为奇的。

　　电视台的女孩子，化妆用的粉底停在手上——面前的钟南山，可以不必化妆，就非常上镜：这是一张有雕塑感的脸，轮廓硬朗，显示年龄的那些痕迹，好像停在了一个最得当最骄傲的数字上，然后就迟迟地未再延伸。所以比起实际年龄，他显得年轻很多。

　　靓丽的女主持人，话题直入SARS。

　　那已是远去的沉雷，又从记忆的天边，隐隐滚动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