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广州各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就有重病人不时转到这里。但是，转来的病人常常是生命已经到了底线，到了一息尚存的地步。

　　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在适当的时间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钟南山的叮嘱被大家一一记牢。

　　“中山二院过来的病人，病情挺重的，终于醒了；中山三院过来的那个病人，病情也挺重的，都是从大院过来的，都那么重。”吴华回忆着。病人眼看着越来越多，而转过来的病人都是这么重，面对着命悬一线的病人，“回天乏术呀！”吴华这样描述。

　　当把重病人抬过来的时候，他们的手硬邦邦的，神志不清，脑神经也出现了问题，一下子也无从判断他们是否被真菌侵犯了大脑，或者是不是由非典引起了脑部的病变。

　　必须赶快给这样的重病人脱去身上的衣服，但是衣服已经脱不下来了，病人的四肢都不能打弯儿了，最后他们只好把病人的衣服剪掉。

　　“不能到这个地步才送过来！不能前脚送进来，后脚就被抬了出去……”

　　钟南山的提议被上级采纳之后，马上就有病情不是极重的病人被送进呼研所来了。

　　“我这里是广东呼吸病专科研究所，不送这儿来送哪儿去？我应该承担，我应该负责。”这就是钟南山唯一的决定。

　　每当回想此情此景，已经年过70的钟南山，都对广东省相关领导，在当时能够同意他的此番请求，表示万分感激。这是领导人的重大决策啊！钟南山纵然胆量齐天，如果没有省委领导的批准，也不能如愿以偿，至少会阻力重重。

　　呼研所的医生和护士抽出人手到各医院去把病人接来。到处缺人，极缺医护人员。

　　可是他们去那些有病人的医院去接病人的时候，有的医院并不像他们这样亲力亲为，有些医生或者护士是隔着门看病人的。当他们一个主任跟另外一个主治医生去一家医院拉病人时，有个护士就是隔着门去看病人，吴华这样回忆说。

　　中山二院和中山三院是医务人员被感染的重灾区，当大批医务人员倒下去，幸存者、那些未被感染的医务人员，仍然能够坚持在一线工作，已经是战胜了惊骇，超常发挥了。

　　女医生如果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抬担架是非常吃力的。男司机往往帮助一起抬，但是在上担架之前，三个人抬仍然很艰难，因为不是只抬病人，还有随着病人移动的救护仪器、针剂。

　　房间里好像低回着悲怆的重音……

　　钟南山回忆那一幕一幕——

　　“那个时候的感觉，看到自己的骨干一个一个地都倒下去了，非常难受，又觉得现在真正的办法也不多，而且还要继续抢救病人。”

　　钟南山的团队，终于解了危局，终于挺过来了！在严酷的境况之下，整个团队治疗没有出问题，预防没有出问题，谈何容易？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有两个来自内蒙古的患病姐妹前来呼研所就医。在平时，这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2003年3月，那是呼研所抗击SARS最艰难的时刻，这两位姐妹千里迢迢慕名而来，深深打动了医务人员的心。对呼研所来说，这件事，成为他们心头永远的最生动的风景。

　　那么远的普通病人，都投奔他们来了！已经疲惫不堪的医务人员，突然被强烈地激励了一下，干劲又回到了身上。两个远道而来的姐妹深深唤起了他们心中作为医务人员的价值与责任的神圣感，他们是受了如此的褒奖——病人需要他们。

　　这两位内蒙古来的姐妹发着烧，有肺炎，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骗过了机场的安检，从呼和浩特飞到广州，然后直接到呼研所来。

　　“当时两姐妹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其中一个马上就插了管子，做人工呼吸。但两个人后来都完全病愈了，她们很开心。”

　　2003年3月底，就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出现了一个转机，由于医护人员积极的隔离和防护，SARS病例在广东开始下降了，病人真的开始减少了！

　　呼研所被感染的医生和护士也都一个个逐渐恢复健康，陆续上班了。有一个是其他医院的医生，病情最重，骨头都坏损了，差点没救治过来，恢复了好长时间，幸好没有落下残疾，后来还回单位上了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