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昨天获悉，国家药监局正处级调研员卫良等4人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这是继郑筱萸一案后药监系统曝出的又一起丑闻。据悉，卫良的涉案金额在150万左右。

　　据了解，去年纪检部门接到一家生物医药企业的举报称，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正处级调研员卫良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谋取个人利益。卫良所在处室承担了生物制品的注册工作及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卫良级别为正处，在处室中承担的工作举足轻重。在此之前，卫良曾在国家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司任助理调研员。

　　相关部门调查发现卫良有受贿嫌疑。去年12月，卫良被双规。

　　随后，药监局直属单位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祁自柏、白坚石、陈继廷等人也先后被双规。据悉，祁自柏系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病毒二室副主任，白坚石为血液制品室副主任，陈继廷为血液制品室检验人员。据消息人士透露，卫良的涉案金额在150万左右，其他人受贿金额小于卫良受贿金额。目前，卫良等4人均被批准逮捕。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国家药监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孔繁忠也被检察机关批捕，但记者未从相关方面得到证实。目前，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还有一人被要求停职在家等待调查处理结果。

　　据了解，生物制品主要包括疫苗、血液制剂、诊断用品、培养基等。药品注册司和安全监管司基本控制了药品从生产到市场销售和安全使用的各个环节，制药企业不论是研发产品还是仿制药品的生产，必须获得药监局的药品准用批号。

　　我们进入“后郑筱萸时代”了吗？

　　自任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卫良等6名官员被双规后，已有5人被批捕，1人停职在家静等审查结果。消息人士透露，案发缘于医药企业的举报，“针对药监部门的调查仍在继续”。此次药监部门的调查，被业内人士喻为郑筱萸之后第二次地震。

　　2007年，随着郑筱萸伏法，及药监局一系列改革的推出，药监系统被喻为“进入后郑筱萸时代，阳光化的开始”。应该承认，在那场药监风暴之后，情况确有改善，但当下事实，又不能不说当初判断过于乐观。

　　卫良案无论是涉案金额还是涉案者身份，都无法与郑筱萸案相提并论。但本质上所暴露的药监系统问题，却没有什么区别。郑筱萸案要害在于权力过于集中，为个人腐败创造了极大的寻租空间，直接危害就是降低了药品审批的标准。而卫良等人曾任职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和药品安全监管司，担负的恰恰就是生物制品的注册工作和所有药品的安全性能检测和监督。无论是腐败的路径还是手法，此次腐败案与郑筱萸案都殊途同归———关键环节上缺少必要的监督。

　　检察系统人士表示，“目前药监系统曝光的案件没有高官，至少说明后郑筱萸时代，在权力约束方面还是有所改观”。但笔者认为，判断权力约束是否改观的标准应该是权力腐败的危害性，而不是落马官员的职位高低，无论是哪级官员出了问题，都给整个社会的安全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事实上，这种“腐败级别下移”更值得忧虑：为什么当权力不那么过分集中的时候，药监系统仍然会爆发腐败窝案？为什么部门负责人、部门副职甚至只是一些办事员角色的官员，也能像一把手一样有恃无恐地进行权力寻租？

　　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开始，并不以某个标志性人物的命运为转折，而应该是以制度的重建为起点。郑筱萸案后，药监局迅速出台了8条禁令遏制腐败，以及新的药品审批新制度，但这些措施和制度到底有没有对症下药，有没有得到良好的贯彻和执行，还需事实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