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40多分钟里发生了什么？

　　后来查明：文强的老婆和儿子心急火燎地给文强打电话，没人接；发短信：外边来了好多警察，怎么办？当然也没有回音。

　　周晓亚赶紧给自己的弟弟打电话。他的弟弟驱车赶来，看到楼下好多警车，掉头就跑，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警方事后查明，周晓亚的弟弟忙着去把文强夫妇600多万元的赃款赃物沉到水池里。

　　文强的家，复式、两层楼，300多平方米，南滨路上的“绝版江景房”。

　　“出乎意料的豪华！”民警们用这样的话来描述他们进门后的第一感受。

　　“进门就是一道象牙屏风！”后来查明，光客厅的水晶吊灯就值10多万元。玄关的格子里，摆着金银、水晶的工艺品，还有古玩。打开任何一个箱子或抽屉，几乎都能找到还没有开封的红包、名表，最大一个红包里，装着2万美元。

　　储藏室有七八平方米，三壁都是柜子，柜子里，没有打开包装的名烟名酒成堆，“把这些东西搬到客厅固定取证，三个人搬了两个小时。”

　　主卧室里的衣帽间，满满当当都是名牌衣物，简直像个商场。“虽然并不好看，但的确都是名牌。床头柜里，内衣内裤都是名牌。”参与当天行动的警官说。

　　在两个书房里，同样找到不少红包和名表。“很有可能，文强随手一放，自己也不记得放在哪里了。”

　　专案组的民警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过去的领导，竟是这样的穷奢极欲，“花了很多钱装修，但品位不高，像一个暴发户的家，给人的感觉是没有文化、没有思想、没有人格力量。”

　　后来，专案组又3次搜查文强的家。“到第三次，还搜出了不少奢侈品。”专案组民警告诉记者，8个警察花了8天时间，才将文家的财物分门别类登记造册，“写满了20多页的清单，拉了三大车。”

　　“在搜查过程中，周晓亚甚至问都不问文强的情况，只是搂着自家的小狗直喊‘幺儿’。”警察们说。在后来的审讯中，周晓亚也几乎不过问文强的情况。“很多年了，我几乎是守活寡。”周晓亚告诉警官，从2009年1月到8月案发，文强最多回了10次家。回来的时候也多半烂醉如泥，周晓亚从他的包里翻出避孕套和伟哥，还不时接到女人的骚扰电话，文强手机里也经常有女人发来的肉麻短信。“我只和这只狗好。”周晓亚对警察说，儿子甚至告诉她：“妈妈，我们就当爸爸死了。”

　　8月8日，周晓亚开始接受审讯。当问到赃物的去向时，周晓亚双手一拍大腿，“唉，我弟弟也被我们害了。”她交待了转移资产到周泽新处的重大线索。事不宜迟，马上行动，抓获、审讯周泽新。周泽新交待：财物被转移到渝北区茨竹乡下。

　　这就是那个“挖鱼塘藏巨款”的传说。8月11日，3辆警车、10余位民警赶到渝北茨竹，在周泽新远房亲戚农家院的水池里，起获两个旅行袋和一个周晓亚记录收钱、放水账目的账本。这个账本，对文强案的突破起了关键作用。

　　打开旅行袋，里面是用塑料袋、封口胶严密包裹的财物，包括港币、欧元、美元等5种外币，总计价值人民币600多万元。还有一些金银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

　　办案人员眼里的文强——“我感到他的身上有三种气很重：酒气，淫气，霸气。”“他除了上班，就是喝酒、进夜总会、嫖娼三部曲。”“他太贪，连他自己都说，送钱的太多了，确实记不住了。”

　　2009年9月26日，市检察院决定逮捕文强。

　　专案组一位成员听说文强狂妄、反侦查能力强。他告诉记者，第一次在羁押点见到文强时，两人并未交谈，相互对视，心理较量。当晚9点，他第一次和文强正面接触，感觉文强非常避讳涉黑问题。此外，文强喜欢讲过去，谈成绩，甚至谈到家庭和人生哲学；仍以领导自居，对审讯人员的话逐一进行点评，“你们下一步审我的方法，我一二三都数得出来”。

　　专案组的民警，此前也只是在电视或报纸上见过文强。“从双规地点押送到监押地点，警车上的文强眯着眼(实际是通过盘算路程大致确定地点)，双腿张开，靠在车上。”

　　“我们告诉他，‘坐好’，‘坐规矩’！”参加押送的民警说，不能让他在气势上占上风。

　　随着审讯逐步推进，在办案人员的眼前，呈现出一个别样的文强：

　　“我感到他的身上有三种气很重：酒气，淫气，霸气。”

　　“他除了上班，就是喝酒、进夜总会、嫖娼三部曲。”

　　“甚至黑道的人都评价说‘文强再忙也不耽搁耍’。”

　　“贪财霸道，谢才萍是兄弟媳妇，不送钱也要发脾气；同学聚会，觉得同学不给面子，也要找黑道的人威胁自己的同学。”

　　办案人员问文强为什么要帮助王天伦摆平命案？文强的回答充满江湖气和匪气：“人要耿直，我收了钱，就要这么做。”谁送过钱？文强说：“送钱的太多了，不是我态度不老实，确实记不住了。”

　　文强身为公安局副局长犯下强奸案，证据确凿，但他百般抵赖，后来他说：“觉得丢人，不想让儿子有个强奸犯爸爸。”

　　文强的迷信令审讯人员吃惊。审讯中，文强经常懊悔：海棠晓月的房子是27-4号，到司法局任职是7月4号，这个“4”不好；仙女山别墅里“福兮祸兮”那块碑不吉利，福过完了，现在轮到祸了。为什么不是祸兮福兮？先祸后福多好。别人送我的断头佛摆在家里，不吉利。一位民警感慨地说：“他似乎什么都看到了，但就是不愿正视那张疏而不漏的法网！”

　　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说，文强的态度经历了4个阶段，先是抵抗，再是以身体不适、记忆不清来“软抗”，接下来避重就轻谈问题，最后是基本如实交待问题。

　　在大量证据面前，“文强在态度上被彻底拿下，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还说‘真羡慕你们，做个平平凡凡的人多好’。”

　　随着侦查的深入，文强的种种令人目瞪口呆的恶行，一步步暴露出来——

　　放跑杀人犯，放纵流氓经济。推杯换盏之间，一桩人命案被摆平，本已被公安部挂牌督办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就这样逃脱打击，在文强的“黑伞”下重获“平安”，继续祸害社会

　　2007年9月20日晚上，解放碑，生意火爆的蛇餐馆，来了一桌“贵客”。

　　请客的主人——永红食品有限公司和重庆今普食品公司的老板王天伦，陪客的是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今天饭局的名义是宴请市刑警总队某主要领导。

　　饭局开始十来分钟后，真正的嘉宾文强驾到。

　　文强是从另一个饭局上过来的，在那里他已经喝了一些酒。

　　推杯换盏间，文强、黄代强与王天伦很亲热。

　　趁着酒意，文强开始训斥刑警总队那位领导：“这个总队长，想让你当你就当，不想让你当你就当不成！”

　　当时，刑警总队的总队长空缺，这位领导正主持工作。这样的训斥，除了威胁还有什么？

　　“饭后，文强又与这位总队领导单独说了10多分钟。”民警告诉记者，这顿饭局是为了一桩命案的处置。命案背后，涉及的是垄断市场、祸害人民的“流氓经济”。

　　司法机关事后查明，1996年至2009年6月，王天伦以永红食品有限公司和今普食品公司为掩护，有组织地进行杀人、强迫交易、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和行贿犯罪等，垄断和非法控制了我市合川区、铜梁县等地生猪收购市场，以及九龙坡区、高新区、大渡口区的猪肉销售市场，非法获利近亿元。

　　潘桂生是合川区双槐镇生猪经营户，因不屈从王天伦的强买强卖，王天伦团伙成员王东明(在逃)便指示杨玉华安排手下“教训”潘桂生，多次密谋后，2003年12月15日凌晨4时许，唐友彬、彭刚、王洪伟在合川区渭溪镇“来龙桥”附近将潘桂生杀死。

　　一桩命案一拖就是3年多，其间死者家属多次实名举报，最终惊动了最高层，中央领导批示，公安部挂牌督办。2007年2月，警方对涉嫌故意伤害的王天伦团伙成员张应、王洪伟、唐玉亮、陈飞虎、刘光明刑事拘留，由负责打黑的刑警总队一支队着手侦查。

　　王天伦急了，四处找人摆平。他首先找人请托基层办案民警，说情未果。

　　接着他找到了劲力酒店老总李劲松，李劲松与时任刑警总队副总队长的黄代强关系密切。

　　王天伦的目标是文强——摆平命案，要找“文老大”。王天伦一次就拿出50万元给李劲松，供其行贿。法院审理后认定，这50万元，文强得了20万元，黄代强得了10万元。

　　怎么摆平？三人达成默契，由文强出面，给刑警总队主要领导打招呼，把这个案子转到黄代强分管的刑警三支队，接下来的事，由黄代强来操作。

　　2007年9月20日晚上的饭局上，文强明确告诉刑警总队领导，“代强想上这个案子。”就这样，这桩命案转到黄代强分管的三支队。

　　黄代强“上案子”后，居然在一支队办案人员已突破嫌疑人口供的情况下，第二天就直接把人给放了。命案直接策划人王东明闻风逃跑，至今未归案，也给后来王天伦案件的审理造成了很大困难。

　　司法机关查明，其实文强早就知道王天伦的底细。2004年，大渡口私人屠宰与国营企业产生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矛盾的一方就是王天伦，在那时，负责处理的文强已经了解王天伦涉嫌垄断市场、非法控制行业等违法犯罪事实。2005年3月31日，市公安局《刑事情报信息》刊载“多家报纸同日对王天伦及其弟王东明组织10余名平头帮青年打伤铜梁县到高新区农贸市场销售猪肉的魏××进行报道”，文强还曾批示要“严查”。

　　但就是对这样一个已完全浮出水面的黑社会老大的请托，文强却顶住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压力”，宴照赴、钱照收，帮助摆平了命案。在这把硕大的“黑伞”下，王天伦团伙继续大搞“流氓经济”，危害社会，“猪头帮”一时甚嚣尘上，强行在其非法控制的农贸市场销售“注水猪肉”，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他们还哄抬猪肉价格，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

　　据了解，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文强就曾用类似的“摆平”手法，多次使一些已“露头”的黑恶势力骨干分子外逃，证据链也随之消失。

　　在文强的“黑伞”下，谢才萍的赌场安全了；在文强的“黑伞”下，岳宁、马当、王小军等的夜总会里卖淫、吸毒安全了。白宫、豪诚、云梦阁……成为令人恶心的“牛皮癣”，败坏了重庆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