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4月22日电题：我与藏北之缘

　　4月21日11时零8分，一个重达5公斤的肿瘤被医生切下来，谁都难以想象这个有着无数粗大的动、静脉血管的肉团在藏族妇女斯求卓玛的脖子上“悬挂”了很多年！

　　当看到卓玛从全身麻醉中醒来时，我的眼眶湿润了……两年前，我从一名援藏干部的手中接过了爱心接力棒，成为全力救治卓玛的“秘书长”：几乎包揽了治病筹款、联系医院直到会诊手术的所有事情。当我把一种不可能变为现实时，内心自然充满了无比的喜悦与激动。

　　犹如人们对故乡的眷恋，我对藏北高原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感。我是汉族人，但藏北高原的许多牧民群众都把我当成了好朋友，他们记住了我的名字——“唐老鸭”。

　　53岁的我现为新华社记者。1987年3月，我从青海调到西藏，沿着风雪弥漫的青藏公路一路采访，到达藏北高原。或许是被纯朴的民风、古老的文化所吸引，或许是被皑皑雪山、大漠戈壁所诱惑……总之，我深深地爱上了这片辽阔、壮美的大草原。

　　这里的干部群众给予我的厚爱至今难以忘怀。记得1991年5月，我乘坐的卡车在唐古拉山翻了车，是“天下第一道班”的老班长、全国劳动模范巴恰率领20多名养路工人前来救援，使我和藏族司机等人及时获救；更记得，我与开发藏北无人区的洛桑丹珍、珠巨等一大批开拓者，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

　　正因如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一次次地投入藏北高原的怀抱。其中，6次闯入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无人区，用手中的相机和笔，记录了这里的开发建设和发展变化，并撰写和出版了《神秘的藏北无人区》和《离天最近的地方》两本书。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我赴灾区采访。在飞机上，我与中石化首批援藏干部李一超偶遇，共有的“藏北情结”使我们一见如故。

　　他告诉我，他在西藏那曲地区班戈县担任常务副县长期间，发现并长期资助了一位脖子下长着巨大肿瘤的藏族妇女卓玛。如今，他离开了西藏，但牵挂未了——想要为她治病！

　　卓玛居住的班戈县新吉乡，地处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藏北高原，海拔达5300米，是西藏最为贫困的牧区之一。28年前，卓玛的脖子上长出一个肿块，后来越长越大，她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一直与智障女儿相依为命。

　　听了卓玛的不幸遭遇，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

　　2009年元旦过后，从西宁来京的父亲因肺癌做了手术。看着父亲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我很能体会巨大的肿瘤给卓玛带来的痛苦，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她早日恢复健康。我找到采访中结识的北京安贞医院的“海归”医生顾虹，得到了这位藏族群众眼中的“活菩萨”的积极响应。

　　当年6月，顾虹率国际医疗小组第八次到西藏为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进行免费筛查和治疗。我这位“秘书长”委托她在拉萨为卓玛进行了首次检查。B超结果显示，卓玛的肿瘤内，血管密密麻麻，最粗的已有小拇指粗。专家建议，尽快送她到北京就医。

　　经顾虹多方协调和努力，北京安贞医院院长办公会议作出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免费救治”的决定，使卓玛有了重获新生的机会。

　　我不会忘记，一些企业和个人看到卓玛的照片后，纷纷表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我更不会忘记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使卓玛成了我家的编外成员。去年底的一天，不到10岁的儿子拿出铁皮盒，“哗哗啦啦”地倒了一桌子硬币。他天真地问：“爸爸，卓玛阿姨治病需要很多钱，这些钱够吗？”我数了数，有137元，心头不禁一热。没想到，连儿子也知道要给卓玛筹款治病。

　　去年7月父亲病逝，我作为长子，悲痛无法言表。然而，为了救治卓玛，我在处理完丧事的第10天就奔向了藏北无人区，与李一超相会在班戈县。我们最后与当地政府及卓玛本人商定了进京治疗事宜。

　　2010年3月28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在人们殷切的目光中，身穿新藏袍、满脸喜悦的卓玛从拉萨登上了T28次进京列车。

　　列车要开动了，藏族司机小扎西眼噙泪花，给我献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他拉着我的手说：“你和卓玛每次见面都用碰头礼，这是藏族群众对最亲的人才用的礼节！”

　　当“天路”列车穿越唐古拉，奔向卓玛梦中的首都时……我在想，救治卓玛的爱心接力行动刚刚开始。为了卓玛的今天和未来，我将继续努力，永不言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