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4月2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曾培炎所写的《敏慧好学、才华出众的好所长》(摘自《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第四分册“忆江泽民同志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展现了青年时代江泽民的事业追求和胸怀才智，展现了他的务实作风和远见卓识。

青年江泽民在上海 忆江泽民同志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上海人民出版社

曾培炎

（时为上海电科所整流器室技术员，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62年，我和江泽民同志同一年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他是主管科研的副所长，我是技术员。那时他三十六岁，已经在长春一汽当过动力分厂厂长。我二十三岁，刚刚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江泽民同志是我踏上社会后最早的领导之一，虽然我们之间差距很大，接触也有限，但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我到所里不久就听同事们议论，新来的副所长与众不同。江泽民同志参加革命很早，还吃过洋面包，专业技术很精通。他平时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风度翩翩，见到大家总是微笑着打招呼，群众都愿意跟他接近，同他讨论问题。那时政治挂帅，天天讲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开会在大食堂，一说听报告大家就犯愁，唯独听他的报告不一样，不少人早早去占座位。他的报告既突出政治，又不会满篇大道理、讲些空洞的口号，而是不时穿插具体事例，十分生动活泼。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会插一点方言，比如四川话，说得挺像，也经常英文讲几句，有时还引用唐诗宋词，他小时候读过，随口就来，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同志们听着感觉很亲切，不是那么枯燥。既接受教育，也是一种享受。他出国回来，除了介绍考察内容，还给大家讲一些国外的见闻和社会情况，我们能听到这些信息十分难得。在那个极左思想盛行、封闭僵化的年代，他思想活跃，与群众坦诚相待，给研究所带来了一股新风。

除了开大会、听报告，所里各种各样的业务会议也非常多，只要有江泽民同志参加就会显得很有生气、从不冷场。他主持会议，很善于引发和调动大家思考，鼓励大家发言；又能很好很快吸取概括大家意见，做出明确结论，而且要言不烦，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这个是他的本事。

那四年，他在所里做了很多在业内有影响、有意义的大事，开展工作既抓全面又突出重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其中一项，就是制订中小型电机标准。事非躬亲不知难，后来我也搞过标准化工作，要把所有生产企业的标准统一起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电机又是机电产品的核心部件，应用面广，品种杂乱，可以说是机械系统最通用的、产品产量最大的标准化工作，全国中小型电机的生产厂家很多，意见很不一致，难度可想而知。但产品的标准化不仅有利于保证质量、方便用户，而且一个好的标准能为国家节约不少物质财富。当时上海电科所是全国统一行业标准的归口单位，江泽民同志组织了行业中有关厂所的专家共同开展工作，最后形成各方认可的统一标准系列，通过了部门审定，应用到实际生产，最终对促进我国电机工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再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1963年，一机部因产品需要，要求我们所试制高频脉冲闸流管。可是那时已经有风声，我工作所在的整流器研究室可能要搬迁到西安去。部里的研究任务已经下达，做与不做、怎么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做的话，必须大动干戈改造设备和厂房，但真要搬迁，又要把新设备拆掉，会造成很大浪费。就在大家举棋不定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做出决定，派我们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外出“借鸡生蛋”，借用南京四机部工厂现成的技术设备搞闸流管试制。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出发前他专门找我去办公室谈话，拉了把椅子让我坐，促膝交谈。他怕我们有思想顾虑，就讲了任务的重要性，要求必须集中精力完成好这项工作，并明确由我带队。他的谈话为我们这批年轻人稳定思想、搞好科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到一年时间，在工厂的协助下，我们试制出了三种样品。次年，整流器研究室就搬迁到西安。研究所没花国家一分钱进行设备厂房改造，圆满完成了部里交办的任务。我想这也体现了他善于组织协调、攻坚克难的领导才能。

江泽民同志是学电机出身的，他担任技术副所长是专业对口。但所里研究的专业面很广，除了中小型电机，还包括自动化、低压电器、整流器、船用电机电器、电工合金研究等很多方面，想把这么多领域的科研部门组织好，光懂一个专业知识面是远远不够的。江泽民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起来却很得心应手。同事们一致公认，他非常善于学习，而且学得很快，称得上活学活用。这是他的特点，我想在所里其他老同事口中也能听到这样的评论。

说到这，我再举两个例子。一是当时我们整流器研究室曾研制过“汞弧整流器”，主要用在电力机车、轧钢等重要方面，却一度产品质量不稳定。江泽民同志对此很重视，多次自己下到车间，同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一起商量办法改进。他虽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很快就熟悉了，而且能抓到质量问题的要害，同事们心服口服。二是1964年秋天，所里电焊机室承担电子束焊接研究课题，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国家开展这项前沿技术研究。我参加了课题组，记得江泽民同志有一次来到现场，对电子束焊接的原理很感兴趣，就同我们讨论电子枪是什么、电子束是怎么形成、如何实现焊接、用在什么地方，等等。江泽民同志对新生事物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遇到问题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很善于切中要害。所里同志都有一个同感，向他汇报工作必须有充分准备，即使这样有的还被问得张口结舌、下不来台。那天江泽民同志就问得很深，有的连我们学这个专业的人也很难回答。当时问到电子枪是我回答，我搞这个专业，却还是被问倒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正是江泽民同志敏慧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和强于记忆、触类旁通的特长，使他的知识日渐丰富全面，为日后治国理政、把握全局创造了条件。

江泽民同志在业务上很强，在人格上也极具魅力。当时所里有一件不胫而走的“新闻”，就是他仗义执言，坚持给所谓“白专典型”的一名技术人员加工资。那年是全国普调一级工资，这位技术员业务出色，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平时在工作上也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所在的室就把他当作“白专典型”，决定不给加工资。在江泽民同志的坚持和关心下，最终得以解决，还是加上了工资。在唯成分论的年代里，江泽民同志能如此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仗义执言，确实难能可贵。

江泽民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待人则亲切热忱。当年在所里是这样，后来也一直是这样。1966年，江泽民同志调去武汉热工所任所长，我随整流器室整室搬迁到西安。在那之后因为两次活动，我有机会和江泽民同志近距离一起工作。1970年一机部在上海召开可控硅应用大会，抽调江泽民同志和我及另两人一起筹备会议，前后忙了一两个月；1971年在北京举办一机部技术革新成果展览，部里又调派江泽民同志和我到京筹备，当时他负责综合馆，是重头，我负责可控硅馆。当时江泽民同志已经是部属研究所的大所长，我只是西安厂整流器室一个组长。我们一起住集体宿舍、挤公交车、到食堂排队买饭，抢着去锅炉房打开水，就是起草文件、写总结报告也总是和大家分担一部分。我们都是离家长期出差在外，他却经常关心别人，问有何具体困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起，一点看不出他是一个领导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总能使人感到同志加兄弟般的温暖。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次我从西安坐火车到北京筹备展览，一出站便非常意外地看到江泽民同志和另一位同志来接我。时间已经是晚上六点多，江泽民同志二话不说，拉上我们两个就进了火车站对面的新侨饭店，自己掏腰包请我们吃了一顿大餐。以前哪有什么饭局宴会，上这样的大饭店我是开眼界了。记得这顿饭花了十块钱。看得出，这顿饭他早有准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候物质条件很艰苦，十块钱可以解决三口之家一个月的水电、房租或者是菜金，花十元钱上饭店总要掂量掂量的。江泽民同志自己平时很节俭，对同志却总是很慷慨。江泽民同志年龄比我大了整整一圈，这两次的交往，我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兄长式的关心。还有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文革”期间江泽民同志也受到了冲击，他这位所长“靠边站”了，可他似乎并不在意，处之泰然。这就是江泽民同志的品格，不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能热情关怀身边的同志，都能保持乐观向上、不畏艰难的生活态度。

江泽民同志很念旧情，后来身居高位，仍然非常尊重教过自己的老师和带过自己的领导，怀念一起工作过的同志。1997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同志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想看望教过自己的老师顾毓王秀教授。顾老知道江泽民同志访问日程紧张，要来看他。江泽民同志坚持不让，百忙中抽出时间从华盛顿赶到费城顾老家里。江泽民同志与交大的老师沈尚贤教授也多年保持联系，一次想去看望，意外得知沈老两天前刚刚去世。江泽民同志很是遗憾，执意去看望慰问了家属。这些还仅仅是我所知道的。离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后，江泽民同志仍然关心所里的发展，经常与老同事们通电话，一有机会就亲自会见，或者请到自己家里做客。后来我们也曾一起在电子部共事，知道江泽民同志与电子部、机械部的老同志一直保持联系，时常听取他们反映社情民意，如生活遇到困难则尽可能给予照顾。

回首往事，在所里的时候同事们就普遍认为，江泽民同志政治上很强、思想上敏锐、业务上全面。年轻同志从心底里尊重他、敬佩他，把他当作学习的楷模，大家都感觉到他能干大事，对他抱有很高的期待。之后经过“文革”的磨砺和改革开放的历练，江泽民同志走上了中央领导岗位。我是1984年从驻美使馆调回北京，二十多年一直在中央部委和国务院工作，因此有机会和江泽民同志接触，深切感到他年轻时形成的性格特点和工作作风，在后来更广的天地里、更大的舞台上，有了更好的发挥和彰显。江泽民同志的高尚品格、人格魅力、领导艺术和卓越才能令世人折服，无愧为当代中国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摘自《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第四分册“忆江泽民同志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