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徐小斌

《炼狱之花》封面

　　徐小斌，一个中性而普通的名字。身为著名作家与编剧的徐小斌却让这个名字散发出独有的魅力。她的作品《羽蛇》进入中国文学史，列入国际精品文库。总是要颠覆前一部作品的徐小斌的新书《炼狱之花》近日推出，这部具有魔幻色彩的小说如同一部“成人童话”。天仙子、百合……炼狱花开竞芳菲，徐小斌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本报记者专访了她。谈新书期待读者破译故事背后玄机

　　记者：你的每部小说都要颠覆前一部。和你的上一部作品《羽蛇》相比，《炼狱之花》新在哪里，不会再是悲剧了吧？

　　徐小斌：我试图通过这本书写中国人自己的奇幻小说，有评论家说《炼狱之花》是中国版的《阿凡达》。它不是悲剧结局，但也不是喜剧。是一种无奈，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感受到的一样。就像主人公海百合，她的人类的面具长在了脸上，变成她肌肤的一部分，海洋世界已经不能再接受她，而她，又随时会被人类的邪恶势力追杀，所以最后的结尾成了这样：“海洋世界不让我回去了，人类世界又没有我的安身之处，我该怎么办？我再不是海百合公主了，我现在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从此，一个海生物死去了，一个人类诞生了。

　　记者：单看内容介绍，我感觉《炼狱之花》像本玄幻小说，或者说是成人童话。我们该怎么阅读它，才能理解隐藏在文字里面的东西？

　　徐小斌：不必去刻意理解它深层的涵义。可以很轻松地看它的表层故事啊，一个很美丽的准童话，还有好多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品牌和网络流行语，出人意料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人类与海洋两个世界之间的互相转换，还有迷药、戒指、月亮花……这些神奇的元素，就够热闹的了。当然，如果有读者读出了里面的玄机，我会深深感谢的！谈自己羡慕梅妻鹤子、梦想当隐士

　　记者：看过一次别人写你的故事。似乎你有过一段并不开心的童年经历，并直接影响了你的写作？

　　徐小斌：对啊！简单地说，就是我小时候与母亲的紧张关系。母亲虽然是那个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但依然十分重男轻女。在我弟弟没出生之前呢，我是被宠的那个，我弟弟一出生之后，我就觉得一下子堕入那个阿鼻地狱。我自己也有问题：过于敏感，以至于我小时候其实有个分裂的童年，在学校，是学习成绩顶尖的好学生，在家里，是地道的灰姑娘。

　　过于敏感的人总比别人对痛苦的感受要深得多，尽管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有意把自己的神经磨得粗砺一些，但依然不理想，就是天生的这种神经类型，没办法。

　　记者：听说，你小时候立志当隐士，这个梦想很奇怪呀！

　　徐小斌：我小时候的梦想太多了，最早是想当天文学家。夏天每天乘凉的时候都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看星星，告诉别的小孩这是北斗七星，那是仙后座，这是天蝎座，天蝎座中那颗淡红色的星是有名的叁宿二，我还把古今中外所有天文学家的头像画下来贴在床头……后来又想当画家，想当服装设计师……多了，那时候的想法一天一变，想当隐士是在看了林甫的梅妻鹤子之后，后来我还为此写过一篇散文，好像副标题是《记杭州弧山放鹤亭》。

　　记者：人人都希望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就算心里不是，至少表面上做出一副乐观的样子。你倒好，直接说自己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

　　徐小斌：我说我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是指终极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而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情感上的悲观主义者。像《红楼梦》，“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就剩“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认清这个世界终极的东西是好的，所以维纳认为人类就像一艘注定要驶向死亡的航船，可是人不能因为知道自己要死就不好好地活了，在航船上所有的乘客还是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表演。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

　　我至今认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能乐观地活着。终极就在那里，但是你还要活得精彩。

　　记者：不管是在《羽蛇》，还是在《炼狱之花》中，我们都能感觉到你对神、自然界的种种神秘力量的敬畏。三毛因此被人说成神神叨叨的。你就不担心，别人也说你神神叨叨的吗？

　　徐小斌：什么叫神神叨叨？我不懂。我只懂得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人只是自然界的一个元素，破坏了自然的神秘力量，人类也只能是咎由自取。自然界现在不是已经惩罚了吗？这还仅仅是开始。

　　所谓神秘，与科学只有一步之遥。今天不能被科学解释的，就是神秘，明天能被科学解释了，就是科学。但有一点是不可怀疑的：那就是，科学是无法穷尽宇宙间的奥秘的。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是这样，在我们的子孙万代之后依然如此。

　　而且，我认为人的想象力，就是在现实中一点点磨损，一点点丧失的，如果我们不有意保留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一点点可怜的梦想，那么作为人这种生命有机体，就成为零。

　　记者：很多人知道《羽蛇》、《双鱼星座》，却不知道你。有评论家说，你的才华远远超过你的知名度。对此，你不在意吗？难道你一点都不渴望出名吗？

　　徐小斌：我干嘛不在意？我当然在意。但我犯不上为此生气，因为这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犯不上为别人的忽略来惩罚自己。

　　早就有人劝我改名字，说我这个名字太中性甚至太男性化了，一点都不讨好。一个美丽或者有个性的名字写了一篇文章就能被大家记住，但一个普通名字写了一万篇好作品也被人遗忘，这当然是极而言之。那我就写第一万零一篇吧。谈写作在众声喧哗中特立独行

　　记者：有报道说，你走上写作之路是无奈之举？

　　徐小斌：只是偶然机遇而已。1980年，学校增设一门汉语写作课，老师要我们写篇暑假纪实。后来，全班40个人，只有我拿优等。于是学校汉语组的老师说我是个“潜在的作家”，问我有没有写其他小说。当时我的确喜欢自己瞎写些东西，我给了他一篇，说这只是大作文，不能算小说。这篇名叫《春夜静悄悄》，是2个小女孩在车站邂逅相遇，然后擦肩而过的故事，四千字的短篇。

　　1981年，老师叫我看《北京文学》第2期。《春夜静悄悄》居然上了“新人新作”头条，我很吃惊。我的起步与一般中国作家不一样，中国作家多是以集体命名方式的浮起，比如新写实、“80后”、网络小说等。但我是单打独斗。

　　记者：现在，很多作家写书，都必须考虑读者想读的是什么，读者在关心什么，可你说你写作从没考虑过读者，为什么？

　　徐小斌：我觉得写作的时候时时考虑读者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没法儿写了。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就是原创精神，而我最看重的也是原创精神。所谓原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杜绝与别人相似与自己重复，对读者要引领而不要迎合，让读者读到他们意想不到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尊重读者和热爱读者啊！

　　记者：你觉得，写作就应该特立独行？

　　徐小斌：当然。在众声喧哗中，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独特的声音，用所谓音乐术语来讲，就是“辨识度”。只有特立独行的写作才能保持高度的辨识度。

　　记者：现在不少作家发出呐喊：我们的写作要融入社会。可结果呢？我们看到了揭露社会现实的小说了吗？你觉得中国有现实主义作家吗？

　　徐小斌：呵呵，我想你已经替我回答了。

　　话说回来，真诚的写作很难做到，所以在中国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现实主义作家肯定应当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托尔斯泰也罢、巴尔扎克也罢、罗曼?罗兰、雨果都是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一个作家如果只为了谋求现实利益去复制某些陈词滥调，这是现实主义写作吗？谈社会不纯粹的游戏规则也是进步

　　记者：你说，现在的社会游戏规则是利益交换。该如何正确理解这句话？

　　徐小斌：我的原话是现在的社会游戏规则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小说评奖是白纸黑字的PK，而现在掺杂了很多复杂的东西，包括利益交换什么的。总之不那么纯粹了。

　　我倒认为按照维纳的解释，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进步之中就包含着混乱，但这是一定时期内的，将来一定会“玉宇澄清万里埃”，当然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任何一种偶然都能改变历史，所以任何人都无法预言今后的发展。

　　记者：听说，你因为这个原因，曾痛苦了两年。当时是怎么回事？

　　徐小斌：那两年指的是2005年、2006年。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越来越了解到社会的某些潜规则，我亲眼看到一些无良的所谓作家，用恶心的手段博取了他想得到的一切，一边还做出忧国忧民状，来博取鲜花和掌声。真是全民娱乐啊。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种痛苦主要是因为社会游戏规则改变了，而自己还不适应。同时自己也有问题：太绝对化了。实际上任何社会都需要相对的妥协，大家才能够生存，连海底世界也有“共生”的定律嘛。

　　记者：通过你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你甚至说，上帝那都没公平。

　　徐小斌：在《羽蛇》的前言中，我写过这么一段话：我们是不幸的：生长在一个修剪得同样高矮的苗圃里，无法成为独异的亭亭玉立的花朵；为了保证整齐划一，那些生得独异的花朵，都注定要被连根拔去。有幸保留下来的，也早已被改良成了别样的品种。

　　其实在当下，每一个人都活得痛苦。别以为那些什么金领的牛人不痛苦，他们在某种层面来讲比老百姓还痛苦。至于我自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

　　记者：许多人都说“活着好累”。若干年前，这话是少数人说的，是我们变了，还是社会变了？

　　徐小斌：严格来说，是我们和社会都变了。本报记者吴成贵 徐小斌，著名作家。自幼习画，曾下过乡，当过工人。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一级编剧。

主要作品：《徐小斌文集》(五卷本)，中篇《双鱼星座》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经本人改编为电影剧本《弧光》后，获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特别奖。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敦煌遗梦》、《羽蛇》、《德龄公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