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经济活动，打入间谍搜集情报

　　为了防止情报通过外交途径或外交邮袋转移。张文奇加强了对瓦特的监视工作。凡是从外部打给瓦特的电传、电话一律监控，所送物品一律检查。同时电告北京、上海、广州国际电话局注意国外与瓦特的通讯动向。

　　果然，上海公安部门报告：瓦特夫人在经上海去香港期间，从上海国际电讯局给英国这家公司电报称：“瓦特病了，有个医生陪他。许林德很健康！”

　　以上情况证明，瓦特夫人已向间谍机关报告，她所携带的东西已被查获，瓦特已经暴露。

　　接着，瓦特在北京新侨饭店收到兰州寄来的包裹。经检查，在给瓦特的外国食品罐头商标内贴处，发现许林德给瓦特的命令：“乔治先生，你夫人带出的‘东西’已被查获，你失败了。请你写一份向国际法庭控告中国政府的控告信，设法寄出后再自杀，以制造国际舆论。”

　　当晚，张文奇接到兰州外事部门报告：“兰化公司外国专家特鲁茨·封·许林德今天要求回英国，具体路线是从兰州到北京，然后从广州出境。”

　　许林德感到风声不对，估计要携带情报逃跑。张文奇马上决定：一是指示有关部门只准为许林德买兰州到北京的136次夜航班机。二是从广州出境检查，改由在北京检查。三是不在北京机场悬挂136次班机到达时间图板，外界询问136次班机具体到达时间，一律以气象关系不予回答。

　　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外国大使馆人员与许林德在机场接触，将情报通过外交豁免手段转移。改在北京机场检查，是预防不必要的疏忽。

　　1967年12月12日，北京机场零星地飘着雪花。张文奇等几个侦察员早已在机场张网等待。

　　22点零10分，许林德从飞机上走下来，一眼看到了张文奇，自知事发的他脱口一句：“没想到！”

　　瓦特、许林德提供的口供十分重要，涉及我国外贸、外交战线的工作，但要扣人，可不是小事，会引起国际纠纷。这些情况必须向中央反映，由中央决策。可这时，杨奇清已被造反派关起来了，下一步工作找谁去决策成了关键。

　　“直接找外贸部长李强，请他向周总理转告案子的进展情况。”苦苦思索后，张文奇大胆决定。

　　李强认识张文奇，听了张文奇的汇报，他的眉头拧了起来。

　　这些外国人享有外交豁免权，搞不好就会引起国际纠纷。但是如果让外国间谍把这些机密资料带走，这对我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外交途径，通过中央领导同意。可是这些间谍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

　　“您能否再找一下总理？”张文奇急切地说。

　　李强没有说话，伸手拿起“红机子”：“请接周总理办公室。”不一会，电话里有了声音，李强简洁地说了两句，随即把听筒伸到张文奇面前：“你直接跟总理说吧！”

　　张文奇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心“唿”地提到嗓子眼儿，也不知怎么地就接过了电话。只听见电话里传出声音：“我是周恩来。”

　　张文奇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下面说什么呢？他想不起来了，只得又重复说：“总理，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他听见周总理笑了，说：“你讲具体的。”

　　一想起案子，张文奇忘记了紧张，一口气把两个间谍的情况讲完了。

　　话筒里传出周总理声音：“你们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

　　张文奇不失时机地“叮”了一句：“案子的处理意见送上去了，请您快点批。”

　　总理沉吟了一下，像是跟张文奇商量似的说：“请给我一点考虑问题的时间，好不好？”

　　很快，总理办公室把批件送到了北京公安局。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一起外国间谍刺探我原子弹研制机密的案件被及时侦破了。摘编自《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