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从富士康半年“八连跳”事件的惊悲中缓神，“八连跳”又被“九连跳”刷新！

　　昨晚10时50分许，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一名21岁安徽籍男工从宿舍楼7楼楼顶坠地，送医院后于当晚11时40分被宣布抢救无效身亡。此次坠楼事件已是今年以来在富士康发生的第九次(5月15日羊城晚报)。

　　我注意到富士康半年“八连跳”事件已然引发媒体强烈关注。从媒体自杀谜底情况看，让我一头雾水，不禁含泪追问！

　　据某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富士康公司调查，企业表示，自杀行为与工作压力可能并无直接联系。这些员工选择轻生，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导致，也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造成情绪低落，更有人可能是由于精神异常而造成悲剧。也就是说，精神危机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我不禁要问：国内外类似企业的类似员工中难道就没有上述“精神危机”吗？为什么人家没有发生半年“九连跳”的惊天奇悲？

　　日前，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国内顶级心理学专家此行，是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安排。专家称，由于时间仓促，自杀原因还无法明确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我不禁诘问：面对沾满“80后”“90后”年轻生命鲜血的“八连跳”悲剧，能用冰冷的统计数据来概括和解释吗？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与全国的自杀率有究竟具多大的可比性？全国企业员工的自杀率又是多少？

　　某主流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富士康员工在物质待遇方面是比较好的，但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比较淡漠。目前企业85%以上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着显著不同于父辈的精神诉求，特别是刚进城务工，由农村到城市会产生一个“心理隔断期”，容易出现情绪波动。换言之，脆弱的“心理隔断期”乃是“九连跳”诱因。南方周末记者在《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一文中写道：“他们活得最阔绰的一天是每月的10号,发工资的日子。这一天，自动提款机与特色餐厅里都会排起长队，以至于提款机也会时常被提空。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咆哮！我不禁请问：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能算“富士康员工在物质待遇方面是比较好的”吗？进入城市工厂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有的是，“心理隔断期”也不可避免，为什么“九连跳”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生？

　　据5月14日《参考消息》报道：今年2月，“一名昆山富士康员工给郭台铭的一封信”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回响，信中指出，富士康的一些部门经常用加班管控来降低公司成本以实现公司盈利，或用取消休息时间来完成出货目标等。中国媒体质疑，这种唯盈利是图的管理方式是否是导致短时间内多名员工坠楼的原因呢？媒体引述在富士康工作5年的员工李捷的话指出:“富士康的工厂在中国，但它的市场在中国吗？富士康并不在意自己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产品加工完了，运出去了，富士康和当地还有什么联系？正是这种代工模式促使富士康敢于给工人繁重的工作压力以及低廉的薪酬，不在意工人的感受。”内地舆论指，半年内频密“八连跳”显示企业冷漠成“打工仔杀手”。有舆论指出，半年内富士康频繁上演“跳楼门”，背后折射的是其内部管理制度的缺陷与人情世故的冷漠。有富士康员工表示，在基层工作辛苦每天像机器一样做来做去，工资却很低，而且基层干部并不尊重员工的自尊心，“说不好就骂，是很正常的”，很容易造成员工心理失衡。甚至有媒体质疑连续出现的自杀事件，是否因为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高密度的死亡与其“半军事化管理”有关？由此，我不禁要大声诘问某些媒体：有意甚或刻意将“九连跳”责任推向个体和社会公允吗？富士康集团一位负责人认为：“许多问题，都出在上游，只是因为水流到了富士康这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所以大家以为是富士康的问题。”请问，同样的“水”也流到了别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出现“九连跳”的悲剧？

　　忍看后生成新鬼，怒向迷雾觅真相。不错，地球人的死都与地球有关。但面对“九连跳”的血肉模糊尸骨未寒，我只想知道，它究竟与富士康有多大干系？富士康究竟该承担什么责任？当地工会要不要承担监管责任？该承担什么责任？而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闪烁其词虚与委蛇。因为只有找到还原和敢于面对“九连跳”事件真相，才有可能避免悲剧继续上演。

　　富士康近日传出消息，为了给员工祈福，消除员工间长期弥漫的紧张情绪，富士康邀请高僧来到深圳做法事，其财务长黄德才曾专门陪同几位高僧到几名坠楼者的坠楼地点查看。呜呼？当“九连跳”自杀谜底成为揭不开的谜时，也许只有期待高僧祈念“阿弥陀佛”“菩萨保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