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20日电 由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主办的理论网最近登载了访谈文章《新时期如何破解金融危机与转型期叠加的结构性难题》，以下为全文内容：

　　在线嘉宾：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张茉楠

　　主持人：曹楠

　　主持人： 今年全国两会之前，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三位中央领导连续三天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发表了重要讲话，力度、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胡主席更是使用了多达50个“加快”，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与紧迫。相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成为中国今年发展的主旋律。可是，我们也知道，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便已经提出，党的十七大上也再次重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什么时隔15年我们依然再提同样的议题呢？另外，目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遇到怎样的瓶颈促使这个问题如此突出和紧迫呢 ？

　　张茉楠：2009年世界经济在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起死回生”，中国经济更是创造增长奇迹，今年1季度经济创下了11.9%的同比涨幅，已经超过我国GDP的潜在增长率。一年多来，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应对大危机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下，依靠强劲的内需增长抵御了罕见的外部冲击，较快地扭转下滑局面，使经济率先实现了远超预期的V型复苏，引领全球经济走出阴霾。但是注重短期增长率，更要追求长期结构优化。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不是最突出的矛盾，中心任务是在发展方式转变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要在“反危机”的政策中加入更多 “反失衡”的考量。

　　事实上，实现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必须保持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多年来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收入和利益分配结构失衡不仅使资源错配，也是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主因。从总体情况看，“十一五”期间凡涉及总量增长的预期指标都超额完成，涉及结构调整的许多指标则完成得很不理想，在反映结构进步的4个预期性指标中，除城市化率外，其他三个预期指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未达标。在需求结构方面，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状况继续发展，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局面没有改变，产能过剩状况相当突出。在产业结构方面，工业部门产值比例长期居高不下，服务业产值增长很不理想。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整体进展仍然较慢，局部有恶化现象，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这些足以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仍未走出原有轨道，当前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因此必须把调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加快五个转变，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

　　一是优化需求结构。摆脱过度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循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

　　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提高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由强调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强调创新的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并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进国际经济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发展。

　　四是优化收入与利益分配结构。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

　　五是积极调整能源结构。目前中国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从当前形势看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今年一季度，我国生产钢材1.85亿吨，增长28.6%；生产粗钢1.58万吨，增长24.5%；生产生铁1.5万吨，增长21.7%；生产水泥3.36亿吨，增长20.3%。单位能耗是在上升的，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强有力的措施，我们的环境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不论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需求来看，中国要改变“库兹涅兹增长”方式，必须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当前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面临巨大压力，但又在挑战之中，也蕴藏着重大机遇。从历史经验看，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会演化为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促动力，中国如何能借助危机之时，下大力气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尽管短期内可能影响发展的速度，但一定会获得更大的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的质量。 主持人：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连续多年实现GDP的高增长，我们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可是另一方面，老百姓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幸福指数越来越低，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对抗事件乃至非理性暴力事件增加，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大众甚至发出“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的呼声。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样的局面呢？

　　张茉楠： 您所说的我认为就是社会建设要为经济发展“闯关”助力。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经济发展方式是多维的目标体系，包括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高度和谐。社会建设能够为市场机制发挥最大作用创造更加完善的环境，引导资源由经济领域向全社会领域配置，达到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资源效率更加提高，社会产品分配更加公平。

　　社会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常提到的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可能只是社会建设的某些方面。社会建设还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非常丰富的内容。

　　举例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合理的经济布局、经济结构还必须建立完善产权制度、公平的市场秩序、协调的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同时建立与它们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服务高效的社会组织、多方参与的公共服务机制。后者强调的就是社会建设。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也出现了短板效应，甚至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

　　为什么社会建设会阻碍经济建设？事实上，经济建设决定着财富的增长，而社会建设决定着财富的分配。财富包括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也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以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

　　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社会建设的滞后阻碍经济发展的许多新兴发展中国都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建设，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社会建设：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三是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中国能否逾越这一陷阱我认为关键在于社会建设能否有效跟进。总体而言，我国社会建设的主要不是总量和规模的问题，而是结构和关系严重失衡来概括。总量和规模问题绝大多数可以依靠加大政府公共投入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来解决，结构和关系问题则必须依靠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而这其中国民财富重整是关键。

　　我国内需长期迟迟难以启动、最终消费不足，与初次分配和二次再分配环节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直接相关。在初步分配中，目前存在 “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以及“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比重低”的“三低”现象；在再次分配环节中，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问题较为突出。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最终消费不足。

　　因此中国未来改革的视角不仅要关注财富增长，更要关注财富分配。建立与国家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国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实现“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步性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是促进财富增长，解决财富分配的不二法门。

　　中国需要一次财富分配的革命，应立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果共享、增进和谐”的原则，打破“鼓励生产、抑制消费”的制度性约束，通过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启动终端消费，释放内需增长潜能。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终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不仅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增加对居民的再分配力度，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问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通过土地流转进行抵押、入股、融资，逐步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使农民获得要素资本赋权；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门槛，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控制价格和税收调节垄断企业利润率；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降低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通过结构性减税，以减保增、以减促加。 主持人：有人把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比喻成美国上世纪30年代危机重重的阶段，还有人把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比喻成日本上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时代，我想请教您这样的对比是否正确？又有何差异呢？

　　张茉楠： 的确，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中确已显露出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特点：房价高涨、货币面临升值压力、低利率、低消费率、高储蓄率。但是中国和日本又有着许多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20 世纪80 年代中期, 日本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几乎不存在差距，国内市场处于饱和状态, 发展空间很小。而中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 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国内市场广阔, 发展潜力巨大。

　　二是金融自由化的程度不同。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金融自由化，日元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而中国金融管制较严，实行资本项目管制，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投资股市、房地产受限；人民币汇率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国际化程度较低，影响力也较小。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也远远小于当年日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从汇改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到20%，而“广场协议”之后的三、四年中，日元对美元升值幅度超过了70%。

　　三是政府应对泡沫的态度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完成了追赶任务，经济进入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从政治家到普通国民都对泡沫的警惕与认识不足；泡沫膨胀后，日本政府采取了“硬着陆”措施，导致泡沫迅速破灭。中国政府对泡沫的危害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密切关注经济运行态势, 多次重申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频频出台政策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表明了政府遏制房地产泡沫的决心。

　　四是未来经济走势不同。目前中国只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经济现象，资产价格高涨属增长性泡沫、结构性泡沫，与日本过剩性的泡沫经济不同。中国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调整空间，即便出现泡沫经济，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只要政策不出现重大失误，市场陷入低迷的时间不会太长。而日本当年内部增长的潜力和空间不大，决定了其在遭受泡沫经济破灭的打击以后进入经济衰退。因此，我国资产价格泡沫问题不容忽视，但是步日本当年后尘的概率较低。

　　五是房地产资产负债率不同。从不动产市场投资主体的负债比率来看,当前中国亦与日本泡沫经济时期不同。从贷款与GDP的比率来看,中国目前在110%～120%左右,与上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日本相近。而80年代末,日本这一数字为180%。中国目前这一数字仍属于较低水准。80年代后半期,日本企业大量举债用于投资,结果泡沫破灭后,不仅企业长期受制于债务问题而导致企业投资萎缩,由此产生的大量银行不良债权更使日本经济如陷沼泽。“但中国公司则有所不同。目前他们支出的资金来源中内部储备比率较高,降低了未来债务超重的风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资产泡沫不会对经济产生危害。在过剩流动性的推动下，资产价格泡沫很可能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可持续，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更大的危害是导致社会财富的二级分化，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危机，这些都必须高度警惕。 主持人：目前老百姓都是谈房色变，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买房子对老百姓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也是飞速上涨，前不久在网上还流传了一份关于中日对比的房市崩盘时间表，另外，新华社、人民日报也相继针对房价发表社论。针对这一问题，我想请教张老师，中国的房市泡沫到底是怎样的程度？是政策原因还是炒作的原因？目前已经实施的调控政策到底是隔靴搔痒还是釜底抽薪？您有何建议？

　　张茉楠： 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确实举足轻重。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占了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4到1/5，房地产行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约6%，与房地产相关联的产业达到60个。以地产经营为内核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在加速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衍生出地产承受之重、房价高位运行、普通居民群体无力购房、房地产市场自律机制缺失、房地产市场支撑空心化等系列问题。中国房价奇高不仅有土地财政、城市化进程加快、供求失衡、充沛的流动性等原因，更有住房市场错误定位，住房保障体系滞后以及住房公共政策缺失造成的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等原因。中国住房市场去泡沫化关键在于破解三大难题。

　　一是住房市场定位有误。当前住房市场上投资型住房购买行为与消费型住房购买行为之间的分界越来越模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的住房市场面临矛盾与问题这样多？主要是由住房属性的多样性及住房市场的性质来决定的。与其他商品不同，住房是兼具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的一种商品。当住房作为消费品时，以消费为主的住房市场上房屋的供给与有效需求是决定市场价格的基础；而当住房成为投资品时，作为财富持有形式的住房投资需求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财富数量、住房投资相对于其他资产的报酬和投资住房的实际报酬。住房的投资需求对于货币、资本、土地等市场的变化非常敏感，一旦住房成为投资品，那么投资品的价格就不遵循一般商品的供求规律，投资品市场没有均衡点，不存在均衡价格，只要有现实的货币流和潜在的收益预期，投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价格也就越长越高。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所言，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显出来，而其社会功能，也就是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会忽视。当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投资性需求成为住房市场主引擎时，住房市场的定位就被扭曲了。因此，住房仅是从一个纯粹市场角度而不从公共性角度是无论解开住房市场的问题之谜的。

　　二是住房公共政策缺失。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已经历了30年，大致经历了“住房商品化——住房市场化——住房分配货币化”等阶段，但是与之相对的住房公共政策体系一直就处于一个比较盲目被动的应对房价上涨的短期通道中，尚未形成有效地住房公共政策体系。中国住房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然而住房公共政策的发展却远远滞后。相应的土地政策、财税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都没有明确的划分与定位，作为一个庞大产业，应该科学合理的构建完善的政策体系，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应急式的短期急风暴雨的政策。

　　三是住房市场供给模式单一。中国住房市场泡沫化的深层次矛盾还在于供给模式的单一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失衡。住房需求是多层次的，高收入阶层的奢侈性住房、中等收入阶层的改善性住房以及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都有各自的住房需求定位，因此住房供给体系更应该是多元化多层次的。住房是一个异质产品，其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的竞争性市场，完全依赖市场是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政府干预住房市场是绝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基本做法。比如以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型”住房保障模式，主要倡导公民普遍地享受住房福利，国家有保障公民住房福利的职责，还有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储蓄保险型”住房保障模式，它以政府强制储蓄，建立以中央公积金为核心的住房保障体系。因此当前中国住房制度和供给体系应进行彻底改革，将投资性需求和奢侈性住房交由市场，而对真正出于消费性和自主性住房需求的交由政府，并根据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对土地供应和金融支持做出合理安排。

　　政府提供的住房供给体系包括以中低收入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以中产阶级和夹心层为主的公共住房供给体系。当前国家的着力点还在为解决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需求的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方面，还属于产权基础上的住房保障体系。欧美国家的住房保障是多层次的，基本上实现了广覆盖，不存在像国内这样明显的“夹心层”。当今许多发达国家都在探索构建多样化的租赁房供应体系，以租赁为主的公共住房制度早就在国家住房保障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新加坡的“组屋”、日本的“公营住宅”、香港地区的“公屋”、英国的“社会房”等都是如此。公共住房完全由政府进行主导，由政府投资建设，由政府部门运营管理，并以低廉的价格进行租赁或销售。同时货币化补贴也是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比如德国政府根据家庭人口、收入及房租支出情况给予居民以适当补贴，保证每个家庭都能够有足够的住房支付能力，有86%的德国人都可以享有不同额度的购房补贴和租金补贴。

　　高房价问题不仅是住房市场本身的扭曲，也是影响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当前是该转变中国住房市场发展思路的时候了，如果不给住房市场正本清源，不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各自责任，不改变住房市场的单一供给模式，不对住房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中国住房市场泡沫化仍难以根本解决。近期国家连续密集出台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新政，剑指房地产投资性需求，但是我觉得房地产市场的问题错综复杂，需要针对以上分析的三点做文章，一是改变房地产市场定位，给市场正本清源；二是系统指定住房市场的政策体系框架，包括金融、土地、税收、财政、激励机制等一系列政策。三是要形成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实行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的“双轨制”，中低端、夹心层人群国家提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高端人群交由市场，如何能够进行市场细分，实施结构化和差异化政策能够有效避免挤出效应。 主持人： 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抛出全球失衡的根源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导致的论调，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中国，力图推卸肇发危机的责任。美国的解释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储蓄和投资取向，全球经济出现失衡，新兴经济体的高储蓄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种子。我想请问面对美国这样的论调，不知您有什么看法？

　　张茉楠： 美国方面对金融危机的所谓“解释”称，由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储蓄和投资取向，全球经济出现失衡，新兴经济体的高储蓄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种子。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模式？这就需要从更深层面,从全球分工体系的结构上去考察。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全球产业分工深化，金融的大发展，要素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地位的巩固，使得全球分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核心问题和根源。

　　我将全球失衡的根源归结为三点：就是全球分工失衡（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全球化要素流动以及美元霸权。怎样理解三者的关系？简单地讲，贸易分工和生产分工体系维系着实体经济，金融分工体系维系着虚拟经济，而要素全球化自由流动以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则是这种分工得以实现的基础。

　　在过去20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3.5%，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流动增长14%，它揭示的是在当今全球分工不断深化的大趋势下，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以金融分工和产业/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环”机制，而恰恰是这两种机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

　　从全球贸易分工循环来看，随着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特别是向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转移。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就以广东为例，通过外向型产业分工吸引的国际长期资本总额就占到全国的40%，中国由此也实现了向制造业大国迈进的目标。

　　那么另一循环如何发生作用呢？从全球金融分工主导的资本循环来看，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是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者，占据着全球金融分工体系的主导地位。一方面美国等国利用处于金融分工链中高端的优势，试图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各国在“生产、消费、投资”运行环节中的比较优势进行重组；反过来，承担物质生产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所形成的储备资产又通过资本流动回流美国。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一半以上投资于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TIC)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0月，我国持有美国国债6529亿美元，较2008年9月份的5870亿美元增加659亿美元，继9月超过日本后，继续保持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者地位。与国际资本（FDI）投资形成高利润回报相比，（据统计在2000-2006年期间，美国对外金融资产收益率高达9.8%）美国国债收益水平较低大约为3.5%左右，这等于是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资产，利益分配严重不对称。

　　由此可见，这种国际金融分工格局带来的最大影响是资本在全球配置中流动失衡，中国等国在全球金融分工体系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而美元资本则凭借其作为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定价结算、金融资产定值、交易和投资，以及作为储备货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维持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权，完成了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

　　近20年来，美国一直在利用金融扩张延续经济增长的奇迹。人们都认为通过金融货币政策可以熨平经济周期，实现无衰退的经济增长。因此多年来美国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透支着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资产价格的膨胀不是无限度的，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原有的信用链开始断裂，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种偏离价值规律的资本增值是导致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危机不可根除的根本原因。

　　美国金融扩张是通过推行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政策实现的。美国的赤字经济不仅表现为政府的双赤字，也表现为不断增长的美国公司、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负债和透支。美国过度滥用金融信用，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为次贷泡沫埋下隐患。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外债剧烈增长。美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国债余额为10.2万亿美元，净外债为3万亿美元。美国家庭2008年初美国家庭平均负债为5万亿美元，负债率竟达到100%。强劲的消费冲破了相对萎缩的收入，由此形成非理性的“透支消费”悖论。正是“赤字经济”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美国国内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刻矛盾。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双赤字的可持续性根源于美元主导的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别占48％、61%和83.6%。按照“三元悖论”理论，资本完全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美国为了服务于本国经济发展、获得铸币权本身有内在的扩张冲动。

　　在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和国际金融监控机制、缺乏区域金融风险防范救助制度安排, 全球收支失衡持续、美元本位和美元长期贬值持续的情况下, 美国次贷危机仅仅是更大的金融动荡的冰山一角可以说，在纯粹美元本位制度下，美元周期直接决定了世界经济周期，美元相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的周期性波动，直接决定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金融危机，从世界金融危机史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元周期具有明显的同步性，每次在美元由弱转强，或由强转弱的拐点处都造成了全球金融动荡甚至金融危机。 主持人： 最近我们看到，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在“拉锯”，美国130名参议员联合上书财政部，要求奥巴马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对中国施压，还有报道说，美国打算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针对这一问题，我想请问张老师，中美汇率在此时提出是基于怎样的经济背景？美国之所以这样做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张茉楠：美元策略调整具有强烈的“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美元一直是国家利益平衡和危机治理的有力工具。美国此时抛出汇率策略实际上就是希望美元再次扮演经济调节器的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美元周期与经济复苏周期。美元与美国经济复苏的节奏巧妙的吻合。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明显勾勒出三个阶段，即危机恶化阶段（2009年初至3月初）、危机回暖阶段（2009年3月初-2009年10月末）和危机复苏阶段（2009年10月末至今）。危机的阶段划分分别以美国资本市场价格回升和GDP结束深幅下滑实现正增长为两阶段的标志。而美元周期恰恰与经济复苏周期相对应。在危机恶化阶段，全球金融市场都在“去杠杆化”，美元利用“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吸引资金回流本土，平衡资产负债表；第二阶段美国放开美元流动性阀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刺激了资本市场的强劲反弹，也通过美元大幅贬值刺激了实体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强势复苏；第三阶段，美国第三季度经济结束深度衰退，实现3.5%（季调后为2.2%）的正增长，美元完成了调节经济复苏的“平衡器”任务，为保持美元利益平衡回补一年以来阶段性缺口，反弹幅度超过5%。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又起波澜），去年12月份以来，美元出现强劲反弹，自去年11月底以来升值近10%。与此对应的是，“笨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不断蔓延，引发欧洲多米诺骨牌效应，危及欧洲国家信用。以2009年12月希腊宣布赤字严重超标为分水岭，欧元兑美元汇率从1：1.51的历史高位“掉头向下”，高盛等国际投资大鳄大举做空欧元，3个多月来欧元跌幅超10%， “欧元陷入自诞生以来最严重困境”。事实上，这危机背后掺杂了更深层较量，既美元与欧元主导权较量的“货币战争”。

　　其次，我们来看美元策略与美国经济策略。美元看似毫无规律的“涨跌”与美国的经济策略不谋而合。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削减双赤字是美国政府最大的“心腹之患”。首先，看贸易赤字问题，美元显著贬值有助于刺激出口，缩小美国的贸易赤字。在美元大幅贬值的10月间，美国10月贸易逆差比9月经修正后的357亿美元缩小7.6%，减至329亿美元，有效改善了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刺激了经济复苏。其次，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则对美国有更大的压力，因为债务赤字的解决不仅涉及到美国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延续，也涉及到美元如何在汇率大战中胜出。近期美元升值的一个因素被大多数人忽视了。近来，作为最大持有美债的中国连续3个月减持美国国债，引发美国担忧，为此推升美元，力图扭转美国国债价格不断下挫的趋势，增加美债吸引力，冲销外国政府持有美债风险预期，也诱导美国海外资金回流。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10年美国一年以上期限的国债到期额大约为7132亿美元，较2009年6465亿美元的规模增加了10%，今年一季度，美国还将发行4780亿美元国债，半年发债规模共计7540亿美元，发债任务之重可见一斑，必须要有“强势美元”支持。

　　根据奥巴马政府近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09年财年为83%，之后沿着上升轨迹运动，在2010财年将攀至94%，2011财年将达99%，2012年将升达101%。由于美国的对外负债主要是以美元计价的，而美国的对外资产主要是以外币计价的，美元贬值造成的“估值效应”能够降低美国政府的对外真实债务，从而改善财政赤字政策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从二战后美国债务的削减经验看，“债务货币化”是比较灵验的方式。二战给美国留下了庞大的债务。1946年，美国的公债达到了GDP的108.6%；到近60年之后的2003年，美国的公债－GDP比率则降至36%。在两代人的时间内，美国削减了相当于GDP的70%以上的公债。如果把降低债务的“名义增长效应”分为 “实际增长效应”和“通胀效应”两部分，历史经验数据显示，1946－2003年间，实际GDP增长平均每年令公债－GDP比率降低1.3个百分点，而通胀的作用为1.6个百分点，大于前者。换言之，在整个“名义增长效应”中，通胀的贡献度为56%。在庞大的债务面前，美国必定靠美元贬值启动新一轮的债务削减计划，从贬值中获得最大的债务消减收益。

　　近期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图谋一箭双雕：既想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缓解贸易赤字，又想人民币升值稀释债务，变相成为美国赖债手段。总之，美国把美元作为国家利益平衡和危机治理的杀手锏，美元总是能很好的将危机转嫁出去，这就是美元的强权治理，看来全球都应把美国列为最大汇率操纵国，对美元征收汇率的反补贴税。 主持人: 中国可以说是最早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我们看到在世界大环境如此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国家依然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前不久希腊又发生债务危机，迪拜也发生了相应的经济困境，我想请教张老师，之所以我们国家能在经济危机中率先企稳，同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怎样的关系？另外，这种发展模式能否总结为“中国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其利弊又在哪里？

　　张茉楠： 2008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高达22%。而联合国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曾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这个推断肯定实现了。金融危机中中国充分彰显成熟、有远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无论是达沃斯论坛，匹兹堡金融峰会还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都成为世界瞩目的绝对 “主角”， 一时间，关于有关中国的谈论一发不可收拾，从“中国奇迹”到“中国经验”，从“中国现象”到“中国精神”，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相关的热度与中国经济同步增长。

　　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作出了如下的表述：“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 “中国模式”的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韩国经济学家、西江大学全成兴教授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实现经济建设这一新的国家目标而推进的各种战略性构想，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包括：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渐进性改革，在创新中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沿革等等。高盛公司顾问拉马更是形象地用汉字“淡”来解释“中国模式”。他认为，正如“淡”字融合了水和火一样，中国式的发展试图完美地实现“效率”与“公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中国希望通过“中国模式”，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然而在这场全球秩序的重构中，变化中的中国，如何更客观和清醒地审视“中国模式”的真正含义，其本身就意义非凡。那么“中国模式”的内核到底是什么？

　　首先，在总结几十年发展困境与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不仅包括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也有关于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更有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经济和和谐世界的理论，等等为“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其次，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其三，在渐进主义改革的基础上，通过“纲领性”的计划来促进经济发展，发挥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从而取得相对于西方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比较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每次危机中都是政府组织、动源资源的能力增强经济的韧性。

　　其四，经济发展依赖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人的增加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全面推进，一方面激发了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投人的不断增加和需求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创新的持续深人的展开，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这种增长是一种由长期结构性变迁、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

　　其五，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享受全球化红利。改革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深深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其中进出口比值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上升到66.2%，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

　　最后，不断自我调整和与时俱进，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有一种意见认为，之所以要慎言乃至禁言中国模式，是因为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变化之中，还没有完全成功，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说中国模式正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这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中国模式既有相对稳定的一般性的特点，同时 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中国发展模式也在顺势调整与创新。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轮回、挫折和发展的重重困境，中国模式也经历着的巨大挑战，比如长期形成的高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投资饥渴症”、出口导向型经济下的“留住顺差。流出财富” 以及资源能源高消耗下的粗放型增长等，同时许多新矛盾也正在凸显，比如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隐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转弯”进行时，未来各种不确定性风险正在不断加大。国际货币体系动荡、贸易结构调整、流动性泛滥、各国公共债务约束以及全球金融发展模式修正等深层次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危机时期多极博弈格局的复杂性将使世界经济重返平稳增长轨道面临巨大挑战，针对中国的外部压力也可能增大。

　　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矛盾和长期挑战相互交织，外部压力增加将使内部结构调整趋于复杂化，这决定了中国模式必须是开放的、发展的，中国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需要因时而动、因势利导做好模式的优化与调整，既促进顺势的发展，又显示逆势的承受力，相信中国模式也能够“与时俱进”在更加复杂严峻的挑战中焕发出更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