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窟”生活

　　无论性格刚烈的前伪满警长朱云彤，还是腼腆的煤矿机电工朱云岫，一旦关进731部队特设监狱便从此无名无姓，他们只拥有一个三位数的编号。

　　因此，研究者几乎无法在众多“马路大”中找出这对亲生兄弟，甚至连他们何时死于何种人体实验都无法确认。后人只能根据那些加害者只言片语的证词，勉强还原这个“食人魔窟”里的场景和数以千计受害者的群像。

　　在《恶魔的饱食》一书中，森村诚一写道：“‘马路大’被送进731部队之前，受到关东宪兵队不分昼夜的严刑拷打，审讯逼供，一旦进入731部队的特设监狱，就没有任何审讯拷打，也不强迫做苦役。不仅如此，还供给他们良好的伙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睡眠也很充足，据说甚至还发给维生素药片。‘马路大’被关押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体力，具有健康的身体。”

　　森村诚一说，这是因为731部队需要健康的实验材料，如果“马路大”身体虚弱、有病，就不具备作为实验“主体”的必要条件。同时，要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需要大量疫苗以保存自身，731部队在大量生产细菌的同时，还要开发研究疫苗，这需要进行很多实验和大量血清，因此也需要健康的“马路大”。

　　然而，这种营养充足、无所事事的“平时的日子”是短暂的，“轮到‘马路大’进行实验的时候，731部队队员就把鼠疫、霍乱、伤寒、赤痢、梅毒螺旋体等细菌注射到他们身上，或者放在食物里让他们吃下去”。

　　很多“马路大”染病而亡，如果侥幸痊愈，也免不了再次接受实验，直至死亡。死去的“马路大”还有最后的利用价值，便是进行尸体解剖，最后才能焚化灭迹。

　　在细菌实验之外，冻伤实验是731部队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1938年，731部队长石井四郎针对在高寒地区作战的实际需要，设置了这一研究课题。

　　在严寒的冬季，731部队队员强迫“马路大”裸露身体或仅穿单衣到室外接受冷冻。如果是夏季，他们就把“马路大”赶入冷冻室。冷冻到一定程度，队员便拿着小木棒敲打“马路大”的肢体，直至听到很硬很脆的声音，才把他们抬入另外的实验室以不同方式解冻：有的用冷水浇，有的用温水泡，有的用滚水烫，以求得最佳解冻方法。

　　在极大的痛苦中，有的被实验者当场死掉，有的烂掉皮肉露出白骨。经过无数次实验，731部队得出的结论是用摄氏37度的温水浸泡是治疗冻伤的最佳方法。

　　在731部队，最为残虐的是活体解剖。他们不打麻药便将“马路大”当动物一样宰杀肢解，各种人体器官分门别类迅速泡入药水，以供教学研究使用。

　　朱玉芬得知父亲朱云彤和二叔朱云岫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是在1999年，但她至今不敢想象，两位父辈究竟死于何种实验，其情状有多残忍。她说，每次走进731部队遗址大院，她就有灵魂附体之感，不禁悲从中来。

　　她的悲伤，不禁为父辈的惨死，也为自己的经历。父亲和二叔被日本人抓走，爷爷接着暴毙，留下一群孤儿寡母。更大的麻烦则在于下落不明的父亲身份难辨，他为苏联红军送情报的事无人知晓，他当过伪满警长却众人皆知，战争结束后，这一历史问题成为全家人的沉重包袱：“连我爱人都不理解，说他是坏人。”

　　“讨个说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对东北地区长达14年的占领宣告结束。仍然怀着一丝希望的朱家老母却未能盼得两个儿子归来。朱玉芬回忆说：“奶奶不死心，说他们去过苏联送情报，是不是仗打完了有可能从那边回来？”

　　作为直接听命于日军参谋本部的特种部队，731部队当年8月9日便已得到撤离命令，这使他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销毁资料设备，炸掉建筑，并将特设监狱里的“马路大”全部杀害后抛尸松花江。

　　731部队长石井四郎逃回日本后，为求自保与美方达成秘密交易，将长年在华从事细菌战研究的珍贵资料献给美方，美方则为其提供庇护，使得石井为首的细菌战犯全部逃脱东京审判。

　　这样的毁尸灭迹加秘密交易，使得731部队的历史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迷雾重重。

　　最早揭开731部队罪恶历史冰山一角的，是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于1949年12月对12名日军战犯的审判。法庭审理认定：“他们(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进行准备细菌战争时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在进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实验时杀害过成千数的中国公民和苏联公民，在中国和平居民中间散布过各种烈性疫症。”

　　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则向法庭供认，在731部队，每年至少有600名“马路大”惨遭杀害，仅从1940年起至1945年日军投降时止，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者不下3000人。

　　但学者们的研究表明，石井四郎在华秘密进行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的时间长达12年，遇害者应该远远超过3000人。据金成民估算，这一数字至少在6000人以上。

　　1997年，金成民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66件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这为研究731部队人体实验的历史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此后，他3次赴日本取证，访问了40余名731部队原队员及宪兵，搜集了极具说服力的加害者证言。在国内，他先后调查了300余名细菌战受害者、“特别移送”受害者家属和当年劳工。“马路大”这个沉默群体在当年的悲惨遭遇，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清晰。

　　金成民表示，通过多年研究，目前已经确认1467名“马路大”的身份，其中包括23名苏联人和6名朝鲜人。更加难得的是，他们先后找到了20多名受害者的家属。

　　金成民说，这些受害者的家属，现在年纪都很大了，寻访工作迫在眉睫。而更多受害者的身份确认工作，也有待查阅更多档案资料抓紧进行。

　　朱玉芬是金成民较早寻访到的731部队人体实验遇害者家属之一。父亲和二叔的死真相大白后，她原本想为他们申请一个烈士证，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办不下来，“我也就不跑了，反正在我们当地，大伙现在都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了”。

　　不过，年近古稀的她还是很关心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对日本政府诉讼索赔的情况，“这段历史不应该忘记，有生之年我还是有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