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力求真实的统计在政绩出官体制下，被动地处于火山口的尴尬境地上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青的官员加学者身份让他近年来成为全国两会媒体报道的焦点。

今年更是如此。“今年两会，3月8日之前代表们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统计。”在湖北省统计局办公室内，叶青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对房价涨幅老百姓关注度很高。”

 其实，不仅仅是房价，地方GDP之和大大高出全国核算数据、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统计范围太窄、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反映实际失业率等，都让老百姓对统计数据心生迷雾。“2009年全国房价1.5%的涨幅指数，是公众质疑统计数据公信力的一个触发点。”

为什么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社会对统计数据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对统计数据的依赖越来越重，但公众对数字的满意度却并不高，而且质疑之声不断？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调研从叶青开始。

 “难堪”的国家承诺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在变化，但30年来任何一个省，少有出现GDP负增长的年份，只有2009年上半年山西出现了负增长。山西省还因统计数真实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关于GDP，我们5年前10年前的水分挤干净了吗？”谈到GDP，即便作为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也心存疑问。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在统计上大体有两个通用的指标可以反映生产成果。一是总产值，二是增加值。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所有生产成果。

 “因为挤水分不仅仅是数据的增减，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任领导挤水分，就意味着其在任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增速会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在前任很有可能升至现任上一级的情况下，现任不敢挤，也没有动力去挤。”在叶青看来，5年一次的经济普查，挨家挨户地毯式的调查，可以挤掉一部分水分，“而且越早越好”。

湖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动用了8万左右的人力。“花费人力财力就是要把数字搞准”，但让叶青比较不习惯的是，“第一次经济普查时，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以国家的名义郑重承诺，对企业所报数据保密，不会告知别的部门，比如税务部门。”对外只公布总数，不公布各个企业的数字。“到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时候，我们依旧这样对企业承诺。这非常难堪，希望在将来可以不作这样的承诺。”

即便有这样的承诺，也有学者对普查数据到底有多真实表示怀疑。“核算GDP所需的基础数据相当多，仅国家统计局报表中就有3000多个指标与GDP核算有关。大面积的调查，如果一部分数据不真实，结果反而不如非普查年度的核算数据来得准确。”

“申报表格过多过于复杂，不同部门都有不同的表格。另外，由调查方申报数据往往会有偏差，或者故意错报，但是复查的成本又过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柯惠新担心。

 “普查是一次全面的清查，采集的方式跟常规数据不一样，应该说普查数据更准一点。国家对普查数据也是认可的，明确要求普查年份以普查数据为准。”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对本刊记者表示。

中国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主要采取生产法加部分行业的收入法来核算。“所以，为什么能在经济普查的时候把家底摸清，就是借统计指标很全面、单位也全面的机会，把各个行业的增加值算出来，便于按收入法核算部分行业的GDP。”湖北某市统计局参与经济普查的统计人员告诉记者，在非普查年份，季度核算主要是通过经济普查底数作为基数，按照相关行业的增加值指标进行推算的，这就有一定的误差，需要普查数据来修订。

在这位统计人员看来，各省GDP加起来大于全国的总数，区县GDP的数据加起来大于全市的总数是正常的。现在经济活动非常复杂，生产经营地和登记注册地不一致的情况很多，为招商引资地方付出了很多心血，产值当然竭力想要算在当地，但作为注册地按属地原则也应该要计入这部分产值。

以这位统计员所在的市为例，市政府专门召开过一个会议，决定对发生在该市区县一级的上述情况按两方都算进行处理。“所以，对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都算，而全市上报的时候就剔除重复，只算一次。因此，有时我们需要做两套表。”这位统计人员表示。

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在统计中不但竭力“用足”、“算足”数据，甚至不惜添加其他“水分”，以至影响到GDP的准确度。对此，上述统计人员表示，“现在湖北省对市里也有所限制，要求各区县的经济总量不能超过全市的0.5%，GDP增速不能超过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