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为何越调越“低”

　　进入2010年，某某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让人感觉“提低”捷报频传。但是，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间隔时间长、调整幅度小，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呈现越调越“低”的格局。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最低工资标准应当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应该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

　　广州市总工会提供的资料显示，广州市从1993年9月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标准，17年来，总共调整了8次，平均2年一次。间隔最长的一次是1999年1月至2003年1月，相隔整整四年，标准从450元提高到510，增幅为60元。调整幅度最小的一次是2004年12月，相隔两年，剔除社会保险缴费等工资结构调整因素后，实际只增加了59元。17年间，最低工资标准增长了2.44倍，而社会平均工资增长了6.48倍。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从当年的47.8%，一路震荡下行，2009年降至21.96%。工人的工资与广州经济水平的距离越拉越大。

　　最低工资标准越调越“低”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大同小异。国内31个省会市、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均远远未达到国家要求。超过社会平均工资30%的，只有济南、昆明、天津，分别是34.66%、31.54%和31.18%，其余均在30%以下。

　　几省区参与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工会干部反映：名义上，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协商确定。但企业方没有规范的合法代表，通常就由政府选取“企业家联合会”之类的民间机构来代表。这些机构，在企业界并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工会基本上不掌握企业的整体盈利状况。因此，难以有理有据地提出明确的方案，实际上就是政府出方案。而政府方案的基本依据就是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所得税增长情况，再参考物价指数等。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提高工资的阻力在地方政府。一些政府官员观念未变，还是以牺牲工人利益来换取地方财政、换取发展。

　　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黄钦说：应该由一个部门测算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工资多少才能满足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以此为依据制定出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目前的张家港，我认为月薪至少应该达到3000元，900多元工资真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政府不能对这种状况视若无睹。”

　　江苏省昆山市副市长朱兴农说：国家应该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立法，全国统筹协调，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如果放权，各地区就会“比低”，谁率先提高谁是傻瓜。

　　参与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工会干部反映：政府、工会、企业三方代表开一个闭门会议，事关千万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大事，就定下来了，还不如有线电视收费、自来水价格听证会来得公开透明、论证充分、公众参与度高。

　　江苏省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张海涛说：现在资本的稀缺程度已经大大下降了，许多地方把“招商引资”改称“招商选资”。地方政府会对引进项目在环境、规模、产业、行业等方面设门槛。今后，也应该从就业、工资收入上设门槛。压低工人工资的血汗工厂，跟牺牲环境的污染企业一样，应该被挡在城市招商门外。

　　“企业送出一只鸡，工人只收到一条鸡腿”

　　采访中，企业普遍反映，现在搭载在工资上的负担太多太重，种种以工资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征收的项目，造成“企业送出一只鸡，工人只收到一条鸡腿”的现象。而且，这些缴费，都是“人头费”，劳动密集型企业负担尤其沉重。老板抱怨“加不起工资”，客观上挤占了企业为员工加薪的空间。

　　苏海南说，现在，全国工资搭载率大概60%，部分城市达到65%。即企业每支付100元工资，工人实际到手现金只有40元，其余60元被征缴进各项基金。有企业反映，搭载在工资上计提的项目，有20多项。

　　比如，在杭州市，仅搭载的“五险一金”就有——养老保险：单位15%，职工个人8%；工伤保险：0.4%；生育保险：0.6%；失业保险：单位2%，职工个人1%；医疗保险：单位11.5%，职工个人2%；住房公积金：单位和职工个人各12%。合计64.5%。

　　江苏省经济贸易与信息化委员会企业处处长丁群说：政府从来没有向公众说明财政资金承担了多少社会保障资金。“我们感觉，过去是单个企业给职工保障，现在是全市企业联保而已。又如住房公积金，企业一线职工根本买不起房子，让他们交住房公积金实际上是‘劫贫济富’。这笔钱，通过公积金贷款，落入中高收入群体的口袋。地方政府的廉租房建设，也是用住房公积金来滚动。”

　　江苏雨润食品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许萍说，财政向社保基金注资应该有规划，逐步降低企业的缴费比例。政府关注民生，应该在这一块有更多的作为。

　　还有企业建议：应该像个人所得税那样，对“五险一金”设立起征点，低于某一薪酬水平的职工，减免缴费，让利于职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钟玉明郭奔胜项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