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的大麻烦：难取证也缺勇气

　　离职后，小佳咨询了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赵绍华律师，赵绍华首先问她有没有证据。一名目击过小佳被性骚扰的同事因害怕被报复而不愿出庭作证，而小佳也没有有力的证据。赵绍华坦言：“性骚扰发生的时间短，还十分隐秘，只有受害人和加害人最清楚，的确很难拿到证据。”他指出，举证难是所有性骚扰案件的大难题，大多数人会因此对诉讼望而却步。小佳这样的案件，如果没有切实的证据，官司根本没法打。

　　“很多企业的领导都是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关上门就是一个密封的空间，外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我们接到了该领导对女下属性骚扰的投诉，就会要求将木门改成玻璃门”———对于这个建议，很多人表示了质疑。广州市妇联主席李建兰解释，“木门改为玻璃门”并没有写入《规定》。她说：“这只是举例。预防性骚扰应该有多种方式，我们只是希望单位的办公环境更开放一点、透明一点。”

　　赵绍华告诉记者，即使这一建议写进了《规定》，也不会使得性骚扰诉讼请求大量浮出水面。他认为，不管办公环境多开放通明，办公室仍旧是一个密闭空间，通过改变环境来制约职场性骚扰并不实际。

　　市妇联权益部工作人员表示，虽然职场是性骚扰的重灾区，但是目前女性投诉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家庭婚姻、家庭暴力、丈夫外遇、劳动维权等，关于性骚扰的投诉极少。“社会在性骚扰问题上对女性存在观念上的歧视，很多女性在遭受性骚扰时往往选择沉默。”比如受害者本身会被看做是“有缝的蛋”，否则不会被“苍蝇”盯上。

　　新规的大空白：执法仍有瓶颈

　　按照《规定》，妇女受到性骚扰，可以向公安部门报案或者向妇女联合会求助。至于接到此类报案或求助后该怎么做，《规定》就说得很笼统———“接到报案、求助的单位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李建兰告诉记者：“接到性骚扰的投诉后，妇联首先是出面跟涉及的单位反映，要求单位调查了解，并制止事件的发生。如果单位配合，我们不会发维权意见书。”而妇联的意见书只有建议权，不会对骚扰者构成有效监督或干预。

　　赵绍华也直言这样做“作用不大”。他说，妇联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不能制约企业，即使妇联发意见书建议实施性骚扰者调离部门，也很难有实际成效，容易造成受害人直接失去工作。 “在宋山木这样的案例中，实施侵害的就是最高层级领导”，很难指望其认真对待和处理妇联的“意见书”。

　　“想得到切实的保护，关键还是要提高自身的证据意识”，赵绍华告诫小佳。他认为，办公室性骚扰通常是长期的，受害人是有时间、有机会准备录音、录像设备去取证的。他同时指出，目前除了认定性骚扰很困难外，处罚也太轻。在许多国家，法律都明确规定企业有防止性骚扰的责任，如果发生了性骚扰，除了要追究加害人的相关责任外，企业也要承担赔偿的责任，而且往往是天价赔偿。

　　赵绍华认为，单靠《广州妇女权益保障规定》等法规阻止职场性骚扰发生的作用有限，他期待国家上位法给出更多的法律指引，国家各级机关能通过行政、刑事的法律手段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记者张薇通讯员穗妇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