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三峡工程，移民举家外迁。

　　“有人说叫‘三峡后’，有的说叫‘后三峡’。叫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后面的事情应该干”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大学学习期间就到万县农村搞“四清”，一直到80年代前期执掌重庆钢铁集团公司，蒲海清对三峡工程都是“听说过、没想过”。但接下来二十多年，他与此事难分难解。

　　1985年，他调任四川省计经委，当年被选为四川省副省长兼计经委主任，代表四川参与三峡移民论证工作。

　　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后，他一度成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下称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下称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拟任人选之一。

　　1997年，他是重庆直辖后的首任市长，兼国务院三峡建委副主任。

　　2001年，他最终“回到”国务院三峡办，两年后接任主任，直至2006年退离行政领导岗位。

　　这几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他曾两次入三峡调研考察，尤其是生态环境。日前，阅完本刊近期数篇三峡报道后，在国务院三峡办，蒲海清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三峡工程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论证与建设，争议始终相伴，政策几经调整。蒲海清认为，不能以今日标准苛求往日，应与时俱进看待之。

　　他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论证期，他既非三峡工程“主上派”也非“反对派”，他坚信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科学决策；现在的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英明的，三峡工程是“伟大的、当今世界第一的工程”，“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在那里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瞭望》：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论证三峡工程时，你在四川省当领导，当时四川省领导层是什么态度？

　　蒲海清：当时省里有一些不同看法，这很正常。因为当时有些专家也有不同看法，说治水要先支流后干流、先上游后下游，先干流缺少经验。再者，从地方经济受益上考虑，先建支流工程对当地效益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