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盲区”带来司法尴尬

　　我国传统的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已经无法涵盖现实中的贿赂犯罪形式，更无法适应当今反腐败形势。

　　据了解，将贿赂规定为财物，源于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将贿赂扩大到“财物或者其他手段”，但是1997年修订刑法未对贿赂范围作出相应调整，贿赂仍仅限于财物。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许多非财物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案件，可检察机关却不能对其处理，只能移交纪检部门作纪律处分。”北京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告诉本刊记者，“这些贿赂案件，也往往造成较严重的危害，却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使之逃脱法律制裁。”

　　“如果对非物质贿赂不纳入刑事制裁范围，其结果是放纵非物质贿赂犯罪，使物质贿赂大量向非物质贿赂转化，最终导致我国腐败犯罪呈现增长态势。”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王小明律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包括性贿赂在内的非物质贿赂，腐蚀性、隐蔽性更强，社会危害性更大，已经对整个社会秩序构成了现实的、严重的破环。”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的界定是“不正当好处”，其中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非物质利益。

　　“非物质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他手段的调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所以必须用刑法来加以调整。”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检察官向本刊记者表示，“有关部门从立法上适应了新形势，才能更有效地打击这类腐败行为。”

　　“不应将非物质贿赂排除在刑法打击之外，以免被犯罪嫌疑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以‘道德品质’、‘生活作风’问题为由，利用党纪、政纪处分来规避法律的惩处。”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博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

　　“非物质贿赂犯罪未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不仅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贿赂罪的惩治与防范，不利于惩治遏制贿赂犯罪和反腐败，而且极大地延缓了我国反腐败的国际化进程。”胡仙芝说，“但现实中，如何对非物质贿赂进行清晰的界定，着实是难之又难的实践难题。”

　　依法惩处非物质贿赂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摒弃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观念，将贿赂对象向某些非物质利益延伸，既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各国立法、司法和法学理论的共同发展趋势。

　　“把非物质利益纳入贿赂犯罪的交易内容，可有效遏制贿赂犯罪，又与《国际反腐败公约》相衔接。”胡仙芝说，“目前将刑法中贿赂犯罪的对象‘财物’扩至‘利益’，虽然法律适用中会出现一些困难，但可借鉴国内外合理的立法模式，弥补我国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缺陷。”

　　“对腐败的定义要宽泛些，这符合我国刑法修改的趋势和国际标准。”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在非物质贿赂里，尤其要增加贿赂罪的名目，详细界定“性贿赂罪”，这对于打击日益严重的“性贿赂”现象将发挥重要作用。

　　据介绍，很多国家或地区在法律上，都将贿赂范围突破了财物的界定。比如日本一法院判定，异性间的性交也可能成为贿赂罪的目的物，奠定了“性贿赂”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又如德国刑法典将受贿对象规定为“利益”，当然包括非物质性利益；意大利刑法典规定为金钱或其他利益；波兰规定为“财产或个人利益”；罗马尼亚刑法典规定为金钱、有价物、其他利益；加拿大、奥地利刑法典均将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

　　“扩大贿赂的范围，有利于打击利用职务便利获得财物以外的不正当利益的腐败行为。”李成言认为，“将非物质贿赂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在刑法中要明确规定非物质贿赂行为构成犯罪，同时要明确查处机关、认定标准。对可转化的和已经转化为物质利益的非物质利益，能追缴的要坚决依法追缴。”

　　“如果贿赂罪的客观对象包括‘非物质性利益’，也存在诸如非物质利益范围如何确定，司法机关如何调查取证，以及如何确定数额和如何量刑等等具体问题。”王小明说，“在界定贿赂罪的对象范围时，应考虑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可行性等因素，但根本上还是要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王小明还指出，“既然惩处非物质贿赂成为共识，就应借鉴他国和地区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尽早修订刑法、完善司法解释，严密法网，让非物质贿赂犯罪无所遁形。”

　　当前，为加大对行贿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关立法机关应及时检讨贿赂犯罪的法律条文，将行贿受贿罪的内容扩大到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