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贝恩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200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近12%，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5%，其中50%的奢侈品消费用来送礼。广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姜彩芬曾对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做过专门研究，指出，“像江诗丹顿的手表、LV的拎包、杰尼亚的领带等都是商务送礼热门首选。”(6月9日《广州日报》)

　　在现实的社会消费中，奢侈消费以其迥异于大众消费的昂贵性、稀缺性、符号性等特征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正因为如此。“中国奢侈品消费井喷，5成用于送官员”成了一个颇能吸引眼球的标题，再次抓住了普通公众围绕奢侈品消费所产生的关注点和兴奋点：什么人在消费奢侈品？奢侈品消费有多少？……

　　从单一的消费角度来说，奢侈品实质是一种高档消费行为的对象，本身并无褒贬之分。并且，奢侈消费不可避免、不可指责，最好的办法是对奢侈消费进行合理引导。但是，在国人的概念里，奢侈品几乎等同于贪欲、挥霍、浪费，而“中国奢侈品消费5成用于送官员”几乎成了国人想象中奢侈品消费的一个畸形注脚。

　　曾有网友在论坛上共贴出了16位县委书记戴手表的照片，涉及甘肃、贵州、湖南、河南、广西、江苏等多个省区，其中，网友曝出陕西一位县委书记被指戴劳力士，市价52万元，广西的一位县委书记被指戴市价25200元的帝陀表，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县委书记”的张志国也榜上有名。明白了这些，或许就能让我们明白“中国奢侈品消费5成用于送官员”是如何生成的。

　　深究起来，隐藏其中的问题不可忽视。如果官员迷恋奢侈品消费，首要的一个疑惑就是依赖自身的工资收入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而唯有“和富豪大款交朋友”、“只为老板服务”才能达到目的。由此以来造成的逻辑链条就是官员“拿权力换资源”，用以满足物质欲望。

　　在社会分层背景下，奢侈品消费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的经济、社会、政治、心理和文化现象。不过，就现阶段的我国来说，相当数量的财富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等，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并非幸事。尤其是在“中国奢侈品消费5成用于送官员”的前提下。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奢侈可以减少社会资本”，面对“中国奢侈品消费5成用于送官员”，我们能不惊醒吗？隐藏其后的社会焦虑和不满能熟视无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