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要的生活什么样？

　　更加丰富多彩，不做赚钱机器

　　在广东省广州市夏茅工业区一家工厂打工的贵州女孩李梓瑶是个典型的“90后”，1991年出生的她几个月前满怀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来到了广州。

　　“我的想法其实好简单，找份工作，不要太累。” 但工厂的活儿并不好干，打工的日子和自己想象的根本不一样。“累，太累！手要跟上流水线的速度，稍稍赶不上，物料就堆积在面前，不要说拉长严厉的眼神瞪着你，自己也不安生。”由于操作不熟练，李梓瑶没少被主管批评。心情郁闷的她曾经坐在宿舍楼栏杆上发呆。试用期的收入也不高，只有1000元左右。

　　让李梓瑶不适应的还有单调而紧张的日程。“在工厂里，有规有矩，做事不能快不能慢，要听候厂方的铃声指示。起床、上班、睡觉，都有一个编排好的时间表。”

　　这几天，李梓瑶的工友——四川女孩彭娜正和父母怄气。原因是上个月彭娜手机费、上网费用了200多元，父母说她乱花钱。彭娜却不以为然：“你们这样省还不是在打工，手机都舍不得用，我才不会学你们。”彭娜是熟练工，每月工资有一千三四百元。

　　李梓瑶每个月最大的花销也是手机费和上网费。工作之余，她开始想家、想念朋友，但又不愿意就这样回去。“我还年轻，想长点见识。”她喜欢上网，在手机上看小说，或者和朋友在网上聊天。但常常是因为订单多加班多，每天几乎只剩下几小时睡觉时间。

　　“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线的某个工位，用工号替代/姓名与性别，在一台机床刨磨切削/内心充满了爱与埋怨”，“站着时候，你已成为它(机器)的一部分”……这是打工妹郑小琼的诗作。十几年前，东莞一家小五金厂的245号工卡就是郑小琼的身份，她的诗就是打工生活的写照。如今，来自四川南充的郑小琼已经成长为一名诗人，前年成为广东省人大代表，但依然租住在工业区，和工友、老乡比邻而居，关心和关注着打工生活。

　　在郑小琼的眼里，“90后”是个先进的字眼。他们更为崇尚平等尊严的工作，宁愿在外面漂着也不愿回到乡村；他们会把周围是否热闹作为就业的一个选择；他们更为珍惜自己的休息时间，会用一个月工资去买一个山寨版苹果机……相对于父辈，他们更注重自己人性的尊严，更追求生活的质量，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选择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做赚钱的机器。

　　遇到问题该找谁？

　　工会应该成为打工者真正的娘家

　　广东东莞，宽阔的道路，拥挤的车辆行人， 琳琅满目的广告牌， 铁门紧闭的工厂，共同构成一幅打工城市的场景。郑小琼说，大部分工厂每个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有的甚至上百小时。对于打工者普遍反映的累，郑小琼认为除了身体上的劳累，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累，一种由农村进入城市，面对新的环境，现实与理想落差过大而造成的心灵上的累。

　　城市需要农民工，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根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郑小琼曾经以“面对劳动纠纷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的问题访问很多打工者，绝大部分选择放弃，大多数人觉得，“又不是我一个人受到这样的侵害，大家都这样，算了吧，哪里都一样”；还有部分农民工，根本说不清楚，对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表现出无知和茫然；明确表示会去相关部门投诉或者走法律途径解决的人一个都没有。

　　李梓瑶和彭娜显然对工会毫无概念。基本上遇到经济问题先找附近的老乡、同学，再找家里，最后才是同事；至于情感与生活问题的沟通，更多还是老乡与同学，或者几个要好的朋友，但通常是不知道找谁，更多的是憋在心里面。彭娜告诉记者，大部分工友与家庭的分离，加上打工的圈子流动性相当大，很难有亲密的朋友，孤独、劳累，这种生活状态很容易对心理健康造成损害。

　　“目前来说，组建工会，让工会发挥作用是最好的方式。”曾经当过搬运工、流水线工人，现为深圳龙岗社区专职工会干部的杨诗勇说。“工会要成立真正的职工之家。多深入职工，真正了解他们的需求、困惑。同时，应该促进企业人性化管理，帮助企业制定规范的制度，建立人文关怀体系，让职工知道有困难有问题该找谁，让员工感受温暖和关爱。”

　　为了帮助企业成立工会，杨诗勇每天步行着从一个工业区到另一个工业区，从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不管风吹日晒，有时一天只顾得上吃一顿饭。他相信打工者需要工会。今年初一家企业单给主管加工资，员工情绪激愤。杨诗勇找到企业主做沟通工作，摆事实讲道理，最后企业给全体员工加薪，平息了这场群体事件。利用工会这个平台，杨诗勇也多次组织员工技能培训、心理健康培训。

　　杨诗勇依然每天走进一家又一家企业，锲而不舍地为组建工会而努力，“离乡背井的打工者需要引导和关心，中国新兴的产业工人需要工会。”本报记者 邓圩